孤松独立玉山崩——嵇康遇害的社会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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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孤松独立玉山崩——嵇康遇害的社会学思考摘　要：嵇康遇害，广陵绝响，“竹林七贤”集团的解体，这一切都和社会系统间的沟通问题有关。本文尝试以社会学沟通理论为视角，结合嵇康“名士”的身份、“直道”而行的性格特征、双重思想认识结构等，对其死因作综合而深刻的探讨，肯定其超越个人意义之上的社会价值。　　关键词：嵇康；名士；沟通；双重性格；社会价值　　嵇康（公元223—262年），字叔夜，“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之一，与阮籍并称为“嵇阮”，是正始文学的杰出代表之一，其“目送归鸿，手挥五弦”[1]（P21）尤为后人所称道。钟嵘在《诗品·卷中》言嵇康文“颇似魏文”[2]、“叔夜‘幽愤'，斯皆五言之警

2、策也”[3]明人陆时雍认为嵇诗不含蓄委婉，“嵇阮多才，然嵇诗一举殆尽。”（《诗镜总论》）[4]他诗文中“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构成了正始文学最基本的特点。”[5]嵇康的诗作不多，常为人称道的是其在狱中所作的《幽愤诗》，从《幽愤诗》里“实耻讼冤，时不我与。虽曰义直，神辱志沮。澡身沧浪，岂云能补”[1]（P23）、“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1]（P24）我们知道嵇康因“义直”而救朋友，却被奸人所害，他是气愤难平的。不用说他在“岩岫”间自由地“永啸长吟，颐性养寿”，就连受辱的人格也是他无法挽救的。这是嵇康的不幸，更是社会的悲哀。嵇康遇害的原因历来众说不一，拙

3、文试从社会学的视角入手，结合嵇康“名士”的身份、性格特征、双重思想认识等，对其死因作综合而深刻的探讨，以弥补学界这一领域的空白。一、“士”的演变与嵇康的名士情怀　　嘉平元年（公元249年），“司马懿通过合法手续，以谋反罪收捕曹爽兄弟及何晏、丁谧、邓扬、毕轨、李胜、桓范等，皆诛其三族。曹爽与司马懿的这次斗争，可说是曹魏灭亡、司马氏代兴的关键。”[6]而后景元元年（公元260年），曹髦在仓促中自率宫中兵士、僮仆等讨伐司马昭，因计划被泄漏而失败被杀，从此司马氏在朝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司马昭也更加肆无忌惮，朝野上下面临着血腥的政变。在各种传统的价值观念遭到扭曲而变质，而又未及建立稳固

4、的新价值观念的情况下，“竹林七贤”对名教失去了奉儒守礼的热情，完全投入到对个体生命的观照中，就这样魏晋士风以“竹林七贤”为中坚，在司马氏的虚伪政权下展开。　　孔子曾最先揭示出“士志于道”（《里仁》）[7]的内涵，从而规定了“士”的基本价值观；曾参发挥师教，说得更为明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8]这一原始教义对后世的“士”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就是身为士者，当作正义的事业，为普天下百姓的安乐着想。《世说新语》有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任诞》）[9]“每叹嵇生琴夏侯色，令千

5、古他人览之，犹为不堪，况其身乎！”（明·王世贞《艺苑卮言》）[10]名士的风范千古无人可及，余英时认为，“士”的地位处于贵族与平民之间，在社会流动十分剧烈的时代，恰成为上下升降的汇聚之所。在封建秩序解体的过程的，这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阶级关系首先在“士”的层面上发生最深刻的裂隙，决不是偶然的。[11]在时代最需要他的时候，嵇康却遇害了，只剩后人的赞叹在风中回荡。“魏晋是一个伤感的时代。魏晋名士的任情并不全是花花公子毫无心肝的肆情纵欲，而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植根于苦难重重的现实。”[12]我们知道，魏晋名士的处境是危险的，他们的责任是重大的。　　嵇康等七贤在当时作为“名士”的代表，

6、他们的言行举止不仅影响着儒界名流的效仿，而且在心灵深处时刻牵动着庄玄道友的心绪。学界认为魏晋乃文学自觉的时代，更重要的是“士”的个体自觉。“士大夫之内心自觉复可征之于对个体自我之生命与精神之珍视。”[13]嵇康作为当时“士”人中最为优秀者，不是偶然的，他自幼学习儒家经典，深知司马昭以名教为虚幌的罪恶；嵇康对老庄的喜好更是无人可及，“康善谈理，又能属文，其高情远趣，率然玄远。”[14]向秀曾在《思旧赋》里道出个中原委：“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嵇意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并以事见法。”[15]并且结合儒道思想开创了文士道教，“在魏晋道教发展史上，嵇康促进了道教从下

7、层社会向中上层知识分子阶层的转移、促进了道教从民间道教向士族道教官方道教的转化；但嵇康的道教信仰与士族道教官方道教有明显的区别，嵇康是魏晋文士道教的开创者。”[16]霍松林先生说过“到了黑暗的现实迫使他思考了许多重大的问题之后，他反对的就不仅是司马氏；而他的出发点，也就不再是曹魏的立场所能范围的了。”[17]可见，嵇康的名士影响不仅于他的作为曹魏女婿亲缘的一面，更重要的是于他深刻的心灵境界，名士行为，名士道教的开创及其造成的社会风气这一重要方面。也因此，名士身份造成了嵇康遇害的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