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后期文学思想的转变及其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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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启超后期文学思想的转变及其现代意义(三)如果说身份角色的转变是梁启超文学思想转化的内因的话，那么外来思想文化的刺激则是导致他变化的外因，而且是直接的原因。梁氏政治文化思想屡变，在他每一次转变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外来文化刺激的机缘。但前期的几次变化他都是热情鼓吹和宣传西方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痛切的批判，而1918年至1920年，他以个人身份赴欧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旅欧期间，梁启超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惨况，则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与以前相比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他对过去曾经推崇并热情鼓吹过的西方文明，尤其是对近代西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想产生了怀疑，转而倡言以东

2、方文明拯救濒临破产的西方文明。这种改变是大有深意的。游历欧洲时，梁启超遍访欧洲文化名人，接触到了不同的哲学思想流派和各种文学观点。尤其是与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接触，对他文学思想发生转变意义重大。正是受柏氏生命哲学的影响，吸收柏氏哲学的“生命直觉”理论，梁启超确定了他后期文学审美观注重情感研究，在更深层次上以人为本、探究人生问题的思想走向。柏格森是生命哲学和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他的理论也被称为直觉主义。柏格森生命哲学作为西方近代唯理主义、科学主义的对立面，否认物质世界是唯一真实的世界，而将世界分为两个根本不同的部分：一方面是生命，一方面是物质。柏格森认为，生命冲动是推动世界的

3、根本力量。与其二分的世界模式相对应，柏格森哲学将人们的认识区分为理智和直觉。科学的、理智的认识不能施于生命之上，它只能获得作为假象的自然科学知识，而对生命的认识，只能依靠本质上与生命同一的非理性的直觉。柏格森不时涉及文学、艺术、美学等，借以解释他的生命哲学。他对文艺的看法，二十世纪以来在西方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本体论上，柏格森美学把生命冲动高扬到终极本体的地位，认为美是内在生命冲动的感性显现，艺术则通过直觉穿透覆盖在生命本体表层的厚重的物质外壳，直接与生命本体合而为一。在认识论上，他把艺术活动与生命活动联系起来，强调艺术家对客体对象内在本质的直觉体验，突出艺术创造的主体性特征。在他看

4、来，艺术的目的是以情感人的，或者“与其说是为了表现情感，不如说是为了使我们接受情感、产生印象；艺术将感情暗示给我们”[6](p92)。梁启超对第一世界大战后西方文明的危机和困境进行了思考，他在《旅欧心影录》中说：“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的一个大关键了。”[7](P410)分析其原因，他认为是“近代人因科学发达，生出工业革命，外部生活变迁急剧，内部生活随而动摇。”[7](P408)基于对近代西方唯理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想的怀疑和批判，梁启超从柏格森那里找到了知音。他认为柏格森非理性主义的生命哲学对于人格及自由意志的推崇重新肯定了精神生活的

5、意义，其学说是解决西方唯理性的科学主义给人类带来的困境的“一服丈夫再造丸”，让人看到了“新文明再造”的曙光。实在地说，柏格森未必是欧洲最重要的哲学家，柏格森哲学在总体上表现出限制科学理性、裁抑物质生活、高扬生命主体的能创性的人本主义倾向，这在当时欧洲大战后精神危机的情况下，对西方唯理主义思想起到了一定的补正纠偏的作用。而在当时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一方面洋务运动以来中国人学习西方器物、制度、文化却屡屡失败，另一方面西方文明因过于注重物质而遭遇危机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核心问题，一是如何认识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份，二是如何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清理、改造、整合、创新，使中国社

6、会迈出旧文化的束缚，走向现代化。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梁启超敏锐地捕捉到柏格森生命哲学中的人本主义色彩，并由此重新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内涵及其时代价值。梁启超后期文学思想中“情感”论的观念，即是在这样的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背景下形成的。梁启超对文学情感的认识，追溯其渊源，当然可以从中国诗学“言志说”、明清小说戏剧言情理论中找到源头，而直接的刺激和感悟是来自于柏格森哲学。不过，梁启超是一个文化“调和大师”，他对柏格森哲学思想的投契和接受并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在中西文化的调适的基础上，进行“误读”式的吸收与改造。梁启超对柏格森哲学思想的接受过程中，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非理性主义思想

7、渊源和晚明“阳明心学”，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与西方启蒙思想不同的是，它从一开始便带有强烈的以“主情反理”为核心的人文主义精神。梁启超对近代启蒙思想中的“主情反理”思潮评价甚高，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他指出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指斥宋明“理学杀人”，恢复了“情”与“欲”在人性所应有的位置：“《疏证》一书，字字精粹，综其内容，不外欲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就此点论之，乃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4](P43)在此，可以找到梁启超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