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奥斯丁的性别政治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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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奧斯丁的性别政治观研究简？奥斯丁以坚定的女性立场和高度的女性智慧，运用修辞性叙事技巧，建构了女性主体地位，争得了公共话语权；全面、系统、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父权制社会歧视妇女的一系列制度，主张建构一个互为主体，相互尊重独立人格，自巾平等，以和谐为价值取向的新型性别政治关系。将自我教育和相互教育作为实现男女平等的一个重要途径，她认为女性真正的独立离不开男性对女性主体身份的认同和支持。关键词简？奥斯丁；修辞性的叙事；性别政治；女性主体地位；和谐价值取向引言简？奥斯丁以《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曼斯

2、菲尔德花玛》《诺桑觉寺》《劝导》六部小说奠定了她在英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她上承18世纪英国小说中的现实主义传统，下启维多利亚时代社会现实主义小说高潮。”在父权制度下，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反映了19世纪初，英国社会女性意识的觉醒”。乔治？亨利‘刘易斯指出:“正因为她那样坚定地……忠实于她自己的女性观点，她的作品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本文主要研究奥斯丁的性别政治观。我们将性别政治界定为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下，社会女性和社会男性，而不是自然性别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当代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为指导，以奥斯丁小

3、说的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巴赫金人文社科研究方法，将文本的研宄置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研究奥斯丁如何运用修辞性的叙述技巧，表达她的性别政治立场、观点和目标，研宄其性别政治观的基本特点及其局限性。二、叙述模式与女性主体地位和公共话语权简？奥斯丁以小说介入公共社会话语领域，通过作者型叙述声音模式建构女性主体地位，打破男性霸权，获得公共生活空间，为妇女争取了平等的公共话语权力。费伦认为“声音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个体现象”，“即哪里有话语，哪里就有声音”。兰瑟指出“在西方过去的两

4、个多世纪的文学传统中，话语权大都当然地属于主导意识形态中受过教育的自种男性”。虽然“小说的兴起”“印刷文化”的出现，大批有文化的妇女加入写小说的队伍，使妇女有机会获得作者权威，打破男性文学霸权，“但总体来说，这些女作家的写作动机是属于宣泄、寄托类型的，作品缺乏感性的悟解和理性的分析，无法表现出那一时期女性的主体意识，只能附庸在以男性为主体的文学上”。玛里琳-巴特勒指出，“18世纪90年代前五年里公众趣味从自由开放转向反动”。1795至1817年“害怕革命的惊恐情绪横行”。“欧洲的知识女性在智能上被视

5、为劣等，政治上被当作危险分子，道德上被看成软弱。”奥斯丁坚决反对这种对妇女的歧视，借《劝导》中女主人公安妮之口喊出了反对男性话语霸权的心声：“笔杆子握在他们手里。我不承认书本可以证明任何事情。”事实上，奧斯丁承受着权力和威胁的双重压力，一是男性话语霸权，二是出版作品对其名誉的威胁。因为“对于任何一位妇女来说，作者身份的名誉本身可能变成声名狼藉。”她秉承了像玛利亚?埃奇沃思这样的“女性主义者”思想，从女性视角观察英国乡村士绅阶级社会的生活，从凡人琐事中表现社会的价值观念，塑造了一批有个性、独立思考和具

6、有平等思想的新女性，反映了19世纪初，英国社会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以小说的成功出版建构了女性话语权威，为女性争得了公共话语空间。简？奥斯丁为了实现她性别政治的修辞目的，选择了作者型声音叙述模式，即传统的第三人称叙述模式。兰瑟在《虚构的权威__女性作家和叙述声音》一书中，论证了奥斯丁在既不脱离她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中的叙事常规与社会习俗，又与这种常规和习俗格格不入的情况下，如何采取作者型叙述声音模式和“间接法”策略，构建了自己的女性作者声音。因为作者型叙述声音与个人型叙述声音（第一人称叙述）相比，“拥有发挥

7、知识和判断的宽广余地”，还具有“无性别的中性掩饰手段”或“所谓超然”性。另外，“‘作者型’这一修饰语意指‘叙述者’与作者的相似”。兰瑟指出奧斯丁在1798年创作、1803年第一部交给出版商的小说《诺桑觉寺》，因采取了外在作者权威形式，而遭拒绝出版，但却为她以后的创作定下了女性的基调，她接受教训，改外在作者权威形式为隐蔽作者权威形式，用“间接法”创作了《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曼斯菲尔德花园》和《爱玛》，从而成功出版。四部小说的成功出版，使她终于成为一名经济上独立、社会上拥有主体地位、具有自身价值

8、的职业女性。奥斯丁成名后，于1815年开始到1816年创作了最后一部小说《劝导》。从这部著作的直率风格和外在作者权威形式看，又返祖于《诺桑觉寺》的叙述风格，这可能更符合奥斯丁的性格，还可以防止被人误解为男性声音。这两部小说在她离世后于1818年同年出版。纵观奥斯丁的六部小说，我们认为她虽然坚决反对男性霸权，但不称霸，既尊重女性主义小说家，也尊重像蒲伯那样的“反对专制，崇尚民主自巾”，公平对待女性的男性作家，丰张建构男女作家互为平等的主体，创造优秀小说，“全靠天才、机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