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自由主义—徐友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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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提自由主义徐友渔《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七年八月号第四十二期临近世纪之交﹐中国大陆以其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而瞩目于世界。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并未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而朝野上下透露的民族主义倾向与气氛愈益强烈﹐中国发展的方向﹐对周边国家和世界将带来甚么样后果的问题﹐也使人倍加关注。如果说民族主义是喧嚣的主流﹐那么最近若干年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反复出现的另一个话题——自由主义﹐同样值得关注。在本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大陆﹐人们对于自由主义长期感到隔膜和陌生﹐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思想解放”的氛围中﹐个别研究西方哲学的年轻学者提出言论自由问题﹐并从批判霍布斯（ThomasHobbes）、卢梭（Jea

2、nJ.Rousseau）的政治哲学入手探讨为专制辩护的理论﹐但这种言论之微弱和超前﹐无异于空谷足音。自由主义成为文化讨论中的话题﹐大致始于80年代末。在90年代﹐随着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等的观点、方法日益在文化讨论和社会批判中应用与发挥﹐自由主义也成了愈加频繁和明显的话题。它显然是在响应上述种种立场和观点的过程中被重视和发挥的。此外﹐巿场经济的提倡﹐对西方学理（从古典、近代到当代）的了解和研究的全面、深入﹐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进程的反思﹐都是使自由主义旧话重提的原因。本文目的是对大陆80、90年代与自由主义有关的话语进行初步疏理﹐方法是对几个主要

3、问题加以描述和归纳﹐必要时略作评析。　一　经济学自由主义及改革中的问题自从官方路线肯定并倡导巿场经济﹐大陆经济学界的主流话语逐渐变成了经济自由主义。在这个领域﹐经济学家可以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最近一篇题为〈甚么是经济的自由主义？〉的文章说﹕“计划经济还是自由经济是从本世纪初就开始争论的大题目。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经济大萧条。计划经济的学说甚嚣尘上﹐以后演变成为全盘公有制的控制经济。世界上近二十亿人口成了这种信仰的牺牲品。几千万人饿死﹐十几亿人被剥夺了享受人类文明的成果。”另一篇文章说﹕“经济自由主义是人类的大智能﹐只有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才能看出它的巨大价值……走上计划经济的弯

4、路﹐起因于对经济自由主义价值的拋弃；而巿场化的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我国经济的崛起﹐必然带来我国文明的复兴。”为甚么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行不通？从古典自由主义原理中可以找到分析与回答﹐而当代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F.A.Hayek）对此更是作出了透彻的剖析﹐中国经济学家首先要做的事只是重温和重述那些基本观点。比如有人说﹕“马克思以及他的后继者们均为理想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他们坚定地相信人类合理驾驭和重组社会经济的能力﹐因而他们有着强烈的冲动去设计和规划社会经济体制的理想模式﹐然后再尽一切努力把这一理想模式对象化于社会现实中去。”此文还指出﹐中国经济学家们得出了与科奈（JanosKornai）在

5、《通向自由经济之路》（TheRoadtoaFreeEconomy）中得到的结论﹕社会主义经济的毛病出在所有制设置方面。一位作者说﹕“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告诉我们﹐巿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本身有一种使社会资源趋于有效配置的功能﹐这种功能正是通过价格信号对供求的引导实现的。”显而易见﹐这里引证的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原理。学者们当然并未停留于一般性地肯定经济自由主义﹐而是结合中国具体情况﹐全面地探讨了巿场经济与国家的权限、体制﹐与法律、道德以及社会公共秩序等等的关系。这里不能对其广泛内容详加介绍﹐仅引一种观点作为示例。在一篇探讨巿场秩序的政治架构的文章中﹐作者认为“现代巿场秩序的政治架构必定是共和、宪政

6、、民主三位一体的混合政体。三者在现代政体中的分量同等重要、相互补充、不可替代、不可偏废”。中国经济应从国有垄断型转变为巿场和自由型﹐这一点在经济学家中间比较容易达成共识﹐但对转型过程中的不公正、腐败、权钱交易等现象﹐人们的看法就不一样了。有人认为当务之急是不顾一切地加速从公有制到私有制的转化过程﹐效率应该压倒公正﹐而腐败是转型的必要的、成本最小的代价。一些自我定位为自由主义者的经济学家将上述立场称为国家主义﹐他们呼吁经济学家应有人类关怀和道义立场﹐不要局限于上奏折和纸上屠龙。有人指出﹕“改革的最大变化是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其结果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这种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权力﹐而不是通过

7、巿场实现的﹐这也是中国现阶段资本积累的特点。”“这场原始积累只是特权阶层和贪官污吏以各种方式使自己看守的社会财富从国家‘和平’转移到私囊……其贪婪无耻和不道德的程度比之于世界各国毫不逊色。”论者把90年代初的“开发区热”称为“圈地运动”﹐认为“其实质就是当代中国的各级权势者对土地资源及其收益的一次大瓜分”﹐而认为正在进行的“股份制改造”的本质是“以权势者为主体、以国有资产为掠夺对象、以权力为参与手段﹐对社会资源的一次再分配”。在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