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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中国近代主流文化转型的几个特征张允熠 张瑞涛摘 要:主流文化也称主流意识形态,或称“文化—意识形态”。中国近代“文化—意识形态”的转型根源于社会转型、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它滥觞于明清之际,呈现出如下几个特征:一、中国近代主流文化的转型是在学术蜕变、儒学瓦解的过程中逐渐发生的;二、中国近代主流文化转型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曲折进行的;三、中国近代主流文化转型是在思想启蒙与救亡图存的历史和时代主题下完成的;四、中国近代主流文化的转型并没有终止传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主流文化完成了二千多年最伟大的一次转换,但这种转换不仅没有中断传统,传统仍在不
2、断秉赋新质和创意。转型不是固型,任何主流文化都要在不断适应新的时代需求中日臻强化和完善自身。 关键词:“文化—意识形态”;明清之际;转型;儒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主流文化也称主流意识形态,或称“文化—意识形态”结构。中国近代“文化—意识形态”的转型根源于社会转型、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它滥觞于明清之际。正如梁启超所云:“因为晚明的二十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年来,也可以说是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9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尤其自1840年以来,历经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直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杰
3、出代表毛泽东的时代,这种“结束和蜕化”终至完成。因此,近代中国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转型,前后历时三百年,传人十余代,它实现了二千多年来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意识形态向现代性的转变,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的中国本位文化的历史地位,其意义是深远的,其价值是巨大的。中国近代主流文化的伟大转变,呈现出如下几个特征:一、中国近代主流文化的转型是在学术蜕变、儒学瓦解的过程中逐渐发生的纵观晚明至五四以来三百年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其学派的纷呈,思潮的叠出,可以说前无先例。这种变局的诡谲,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兆。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哲学革命是社会变革的前导”,清初学术和社会思潮的
4、蜕变,乃基于明亡之鉴。明朝的灭亡,固然有其复杂的社会、政治、军事方面的原因,但社会基本矛盾和主流文化方面的积垢自然不容忽视。据史而知,明代中国东南沿海的资本主义萌芽自南宋以来有了更显著的进展,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相适应,市民阶层成长起来,要求个性解放的民主意识或启蒙主义思潮开始在精神层面显露,且往往通过文学和哲学的形式曲折地表达。统治中国社会二千多年的官方哲学——儒学日益腐朽,其在捉襟见肘之时裂变出了与佛教禅宗相结合的“心学”。王阳明的“心学”本是对程朱理学的反动,它曾以其新鲜的活力熏陶和鼓舞了一批代表新兴市民阶层利益的思想家,但自王阳明死后,王学分化,其末流造成
5、一种清虚空玄之风。至明末,中国思想界俨然已是王学的一统天下了,当时朝野上下科班出身的权臣显贵,大都是王学门人,而“晚明理学之弊,恰如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之景教”（《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明亡可知矣。对此,时人李土恭曾指出:“当明之季,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卒至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李土恭:《恕谷集·与方灵皋书》）朱舜水也说:“明朝以时文取士。此物既为尘羹土饭,而讲道学者又迂腐不近人情。而国家被其害。”（朱舜水:《舜水集·答林春信问》）顾炎武则把批判的锋芒直
6、指王阳明的哲学,他说,王学末流的弊端在于“昔(晋)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实学。”（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王夫之更是把明朝的一切罪恶和流弊直接归于王阳明本人和其学之下,他说:“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刑戮之民、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事理’之狂妄。”（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序论》）这些都是明朝遗民痛定思痛总结明亡教训的愤慨陈辞。清康熙年间程朱学派的代表人物陆陇其说得更是明白透彻:“故愚以为明亡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酝成寇盗朋党
7、之祸也。”（陆陇其:《三鱼堂文集》卷二,《学术辩》上）正是出于这种对明代学术的痛思,清代开国以来主流文化的变迁便自学术始。满清本是一文化落后的民族,军事征服中原后急于统摄人心、整炙思想、重构官方哲学,多尔衮率师南下亲谒孔庙,顺治帝颁诏祭孔,至康熙帝偏好程朱理学,于是,以朱学代王学似成学界的一大趋势。清初四大硕儒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习斋),黄宗羲系王学嫡传终不言阳明之非;颜习斋批王伐朱、宋明皆非,其意只在“回到孔孟那里去”;顾、王确有贬王褒朱、去明归宋的趋向。而康熙年间张履祥、陆桴亭、陆陇其、王予中以及桐城学派的创始人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