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初中期文人印章艺术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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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代初中期文人印章艺术钩沉清初周亮工在《印人传》中说：“论印一道，自国博开之，后人奉为金科玉律。”此后，这段话竟成断言，文彭之前，一笔抹煞。限于资料少，研究难，后世凡涉及明代初中期印史，皆模糊之。其实非后世如此，明末已然，若李流芳（1574—1629）云：“国初名人印章，皆极芜杂可笑。”他所处的时代，文彭之前到明代初年的印章，应该还是看得到的，但万历以后文人流派印章大盛，或许出于比较的立场而作如上之言，然“皆极”二字，十分武断，正所谓一手遮天，那么，文彭之前真相如何呢？雾霭漫漫。近人沙孟海在其《印学形成的几个阶段》一文中，称王冕为第三辈印学家，又说：“明代中晚期大名鼎鼎的两位

2、印学家文彭与何震，当然是第四辈的印学家了。”从王冕到文彭，明代初中期的文人印章发展史竟成空白，难以令人置信。他又说：“何震印学，受之于文彭，两人齐名，而各有其风格，大概何震作品除继承文彭一体外，风貌较多，文人喜用室名印，偶用词句印，何震这类印刻得更多，后生慕效，成为一时风气。”今观元人用斋馆阁室名治印已成风气，而词句印明初已比比皆是，所以沙孟海先生使用“大概”二字之时，何震以上包括文彭阶段，亦在雾霭漫漫中。元代文人篆刻家昆山人朱珪，在明洪武九年汇辑生平所刻碑文成《名跡录》一书，说明此时尚健在，文彭的活动期主要在嘉靖年间，其间凡二百余年，按照旧说，这段时间，文人印章艺术的发展似

3、乎停止了。由于文彭名喧宇宙，与他同时代的篆刻家也为其所掩，所以迄今这二百年加上文彭活动期在内，亦尚在雾霭漫漫之中。如何拨开这雾霭？从研究方法上而言，首先是资料，一方面是文献史料的开崛，另一方面是实物图版资料的采集，并在此基础上做综合与分析的研究。我们坚信这两个方面是研究印章艺术史的基本立场。元代印章艺术史研究的突破，正是使用这一方法的结果。本书所收集的资料，一是出于“印风”这一概念的思考，二是出于上述研究方法上的思考。我们将前人采集与我们采集到的明代前中期文人常用印章，经过筛选，按年代顺序加以排列。文彭以后许多文人篆刻家开始以自己的创作印谱作为艺术品奉献于世。故凡在万历之后有

4、印作见于印谱者，悉以其印谱为代表作，不再使用常用印的方法；非篆刻家则沿用常用印排列之法。这样编排的结果，使我们对明代文人印章的风格发展。有了一个全面的又是全新的认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明代前中期文人印章，并非如李流芳言“皆极芜杂可笑”。其间璎珞宝珠，铮铮闪耀。一、从洪武到正德1.明初中期文人印章的艺术特色明初文人印章，基本上是元代文人印风的延续，即元朱文与仿汉印章两大格局。洪武年间，朱元璋摒除胡元之习，一切恢复宋制，致使元代文人画风受到扼制，宋代院画风渐兴。永乐之后，此风大盛，代表这一潮流的是戴熙和浙派。书法一道也走向宫廷化，洪武、永乐时期的中书舍人有着特殊的地位，以沈度为代表

5、，被皇帝称为我朝王羲之，应制的小楷与被宫廷所青睐的大幅狂草，占据了书坛主流。这股以台阁体为主导的潮流，直到明中叶吴门书派的风靡，才退出历史舞台，大约是印章尚未被社会认作是一门独立的艺术，而仅仅被视为书画作品上的附属品，因此明初的文人用印完全没有受到朝代更替的政治影响，这使得文人印章能够在很好的氛围中繁衍。以浙派戴进和宫廷画家夏NFDB1宫廷书家沈度为例，他们的用印与元代末年的文人印风完全同调，如果将他们的用印与元代奎章阁代表书画家柯九思的用印比较，无论从章法、从篆法上分析，均更为讲究，这是从元至明近一个世纪以来的进步。这一时期，赵孟頫的元朱文印风，仍然是文人名士崇尚的对象。为

6、取得与赵氏印风的一致，延用赵氏用印中“氏”、“斋”、“书”、“印”等字篆法的印章，在明初可谓屡见不鲜。这种对篆法的效仿，后来转化为临仿本朝名家的用印。如钱博，上海松江人，乙丑（1505）进士。因其字与吴宽同为“原博”，故其用印亦仿吴宽篆法。这一时期的元朱文，分化为粗细两种。细的一类可以吴宽（1435—1504）用印与李东阳为代表。李东阳（1447—1516）为这一时期杰出的篆书书法家，故其用印篆法尤为精妙。如起首印“长沙”，常用名字印“西涯”、“宾之”，闲章“七十一峰深处”，斋馆印“怀麓书楼”等皆堪称精品。此外如周鼎的“荷锄轩”、“不可以柱车”，较之元代朱文印，结字更富有入印

7、文字特点，更具装饰性，揖让搭配，日臻精到。粗元朱文印在这一时期亦有广泛之流行，徐有贞（1407—1472）的“大学士章”、“都御史图书”，郭诩（1456—1526年后）的“仁弘”、“时启私印”、“梦徐亭”、“郭仁弘私印”等，均为粗元朱文的典型。明清两朝的朱文印一脉，始终代代相传，细元朱可追溯到元初赵孟頫，而粗元朱一路，实是明初人在元人基础上发展而出，这两种元朱文，经过明代中期，渐趋精美，为后世完善和发展奠定了它的审美定式。（图一）由元代赵孟頫，吾衍推重的另一仿汉印白文格局，明初依然风靡。杨维桢、宋濂、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