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做官”古今谈.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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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们谈到“读书做官论”，总要追溯到孔夫子的“学而优则仕”。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学而优则仕”语出《论语-子张》，原文是：“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可见，说这话的人并非孔子，而是他的学生子张。当然这句话被收入《论语》，也肯定是体现或者说符合孔子的思想的。　　“学而优则仕”这一观点，历来有诸多不同解释。最流行的解释非“读书读得好了就可以去做官”莫属了。但这种解释，却无法理解前半句“仕而优则学”，因为按照下半句的解释，前半句应该解释为“当官当得好了就可以去读书”，而这在逻辑上是无法讲通的。把前后两句话联系起来看，就不难发现世俗的理解有很大的问题。

2、　　问题出在哪里呢？主要是出在对“优”字的理解上。这里的“优”字，不是“优良、优秀、优异、优胜”的意思，而是指“有余力”。这样一来，全句意思就豁然开朗、顺理成章了。　　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呢？当然是有的。　　《说文人部》：“优，饶也。”可知“优”的本义是丰富、充足、宽裕，后来才引申指优良，与“劣”相反。宋代朱熹《论语集注》对此的解释就是：“优，有余力也。仕与学，理同而事异，故当其事者，必先有以尽其事，而后可及其余。然仕而学，则所以资其事者益深；学而仕，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对此的解释是：“《说文》：优，饶也。饶，余也。言人从事于所当务，而后

3、及其余，不泛骛也。”今人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中把子夏的话译为：“做官了，有余力便去学习；学习了，有余力便去做官。”大抵是不错的。但把“学”直译为“学习”，还欠准确。在笔者看来，“学”，在这里指的是“学问，做学问的人”，全句应该译作：“从政的人，有余力了才（可以）去做学问；做学问的人，有余力了才（可以）去从政”，更为恰当一些。　　子夏在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呢？显然不是读书、学习、做学问与做官、从政的因果关系，而是说从政的人和做学问的人都要首先立足于本职，从政的人要首先把政务处理好，做学问的人要首先把学问研究好，然后才能去考虑其他。做官与做学问之间，当然互相可以

4、有所帮助。做官的人，政务之余研究学问，对其从政会很有帮助；做学问的人治学有成之后，通过从政来检验其学问、学说的正确性、可行性，对做学问当然也大有好处。　　这样说来，“学而优则仕”与“读书做官论”其实是两码事，本不相干。从历史事实来看，也是如此。我们知道，孔子所处的时代，社会上并没有科举考选制度，贵族与平民之间壁垒森严。官吏主要是世袭的。有极个别平民甚至奴隶被任用为官吏的，也多出于别人的引荐或个人的自荐，属个别或偶然的现象。读书人想通过读书来跻身贵族阶层，或者走上政界，希望是很渺茫的。到了汉代，官员选拔制度是察举制，如“举贤良方正”、“举孝廉”等；魏晋之后，又

5、实行九品中正制。这种情况下，“读书”与“做官”并没有直接关系。直到隋唐时期建立了科举制度，读书和做官才算真正联系起来。　　如此说来，在科举制度之前，古人“仕而优则学”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学而优则仕”的可能性却很小。所以，子夏是把“仕而优则学”放在前面说的。那么，科举制度之前，古人读书、学习、做学问，不能直接谋求官职，会得到什么好处呢？换言之，其读书的动力何在呢？　　原来，古人读书有成之后，虽然不能直接做官，但却可以跻身于“士”的阶层。“士”，仍然属于被统治阶级。当时的人民，被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四个阶层中，“士”的地位最高。　　“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形

6、成以后，就有了自己的价值观念，也有了自己的社会能量。像“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等等，就体现了士族的价值观念。“士”之间可以集会结社，诗酒唱和，研究学问，甚至成为流派。“士”当中那些出类拔萃者，也就是士林领袖，往往有着很高的声望，有时对政界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政府官员甚至君主也对他们给以相当的尊重。当然也有的被统治者礼聘为上宾，授之以官职甚至倚之为臂膀的。如姜子牙垂钓于渭水，被周文王聘请去做军师，成了西周的开国元勋；诸葛亮躬耕于南阳，被刘备聘请去做军师，成为蜀国的丞相等等。这类传奇式的际遇，一直是历代读书人所梦寐以求的。当然，“士”做了官，就不

7、再是普通的“士”，而是“士大夫”了。　　到了隋唐建立科举制度之后，从制度上打开了读书人通过勤奋读书、参加科举考试而走向政界的道路。“学习好就可以做官”成了一种社会现实，也成了一种普遍的观念，人们再说“学而优则仕”的时候，其意义就发生演变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读书人可望可及的梦想，落魄书生高中状元、被招驸马的离奇故事也被人们所津津乐道。只要学习优秀，不问出身门第，就可以中举人进士，就可以入朝做官，从用人制度上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它的进步意义不仅在于可以为官员队伍提供数量充足、质量上乘的后备军，而且在于使出身平民的知识分子有了可能的进身之阶。科举制

8、度，以“学优”为唯一标准，这在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