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体文学研究进度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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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赋体文学研究进度阐述刘师培《杂记》探讨赋体的起源时不仅提到屈原、宋玉的《楚辞》，而且还进一步追溯到更早的言志之诗与记事之史篇，指出《楚辞》其实隐含了诗歌与史篇二体，此二体都与文字学息息相关。关于赋体的分类，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分赋体为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杂赋四大类，但未说明分类依据。刘师培继承此分类方法并对分类依据加以阐发，其《杂记》说：“自吾观之，客主赋以下十二家，皆汉代之总集类也；余则皆为分集。而分集之赋，复分三类:有写怀之赋，有骋辞之赋，有阐理之赋。写怀之赋，屈原以下二十家是也。骋辞之赋，陆贾以下二十一家是也。阐理之赋，荀卿

2、以下二十五家是也。写怀之赋，其源岀于《诗经》。骋辞之赋，其源出于纵横家。阐理之赋，其源出于儒、道两家。”[3]232233刘氏提出写怀、骋辞、阐理为班固区分赋体的依据，无疑更符合汉代赋体文学的实际情况，但他对于各类所属的赋家是否都具有相应的创作特点，却没有作进一步的探讨。然而，上述依据与其所属的赋家风格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与扬雄的《羽猎赋》《蜀都赋》都属于聚事敛材、旨诡词肆之作，而司马氏之作归入写怀之类，扬雄之作则归入骋辞之列，无疑令人颇生疑问。其实，章太炎《国故论衡》早已指出扬雄与司马相如在赋体上有直接的继

3、承关系，所以扬雄之作不应列入骋辞之赋中，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对于班固为何如此划分，也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关于赋体文学的性质及对待赋体的态度，此时期的学者也有所关注。“五四”运动时期，为适应新文化建设的需要，不少学者极力标举白话文，排斥贬抑文言文（包含赋体在内）。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斥责两汉赋作过于讲究雕琢辞藻、一味阿谀奉承，辞繁意寡，可谓一无是处，这无疑也抹杀了赋体文学体物的性质。针对此类言论，郭绍虞撰文《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加以反驳说：“有些讲文学史的人，因为反对旧时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之说，而以为汉赋在文学史上为最无价值，或且不认之为文

4、学。……假使知道赋的性质重在体物，重在描写，那就不致认为赋是一无足取，甚至不算是文学作品了。”[4]8687此说在很大程度上也对否定赋体文学性的观点起到了纠偏正谬的作用。郭氏还借助现代的文学观念解释赋体的性质说：“前人对于苏轼《赤壁赋》，也有何以不称为《游赤壁记》之疑问，但是我们假若明白赋的性质，凡用文的体裁而有诗的意境者是赋，那么这种疑问也就不会有了。”[4]87陶秋英从铺陈的角度探讨赋体的文学特征说：“我们既承认赋是文学的一种，我们再把现代文学的眼光，和赋的时代的鸟瞰，来整理一整理，可以很清楚了。……总结的说，赋是什么？赋还不过是文学

5、而已。文学的条件是什么，文学是感情、细腻的描写和美组织起来的。所以合于有情绪的，细腻描写的，美的，才是真正的赋。而尤其是它的唯一的特色，乃是细腻的描写，即所谓赋者铺也。不管是一种情绪，一种美，都得细腻的描写，不管是古赋今赋，汉赋魏晋六朝赋，也都是共有细腻的描写的。所以'赋者铺也'是赋的特色。”[5]5关于赋体文学的归属，郭绍虞、曹聚仁、朱光潜都认为赋是一种独立的文体，并不属于散文。郭绍虞在《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一文中说：“中国文学中有一种特殊的体制就是'赋中国文学上的分类,一向分为诗、文二体，而赋的体裁则界于诗文二者之间，既不能归入于

6、文，又不能列之于诗。”[4]80“就总的趋势来讲，赋是越来越接近于文的一类的。”[4]80此说尽管指出赋很接近散文，但并未将其归于散文。曹聚仁撰文《赋到底是什么？是诗还是散文？》也说:“赋是中国所独有的中间性的文学体制；诗人之赋近于诗，辞人之赋近于散文；赋的修辞技巧近于诗，其布局谋篇又近于散文，它是文学中的袋鼠。”[6]361该说亦认为赋是介于诗与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朱光潜则说：“赋是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的，它有诗的绵密而无诗的含蓄，有散文的流畅而无散文的直接。”[7]185“赋是韵文演化为散文的过渡期的一种联锁线。”[7]185朱氏认为，赋

7、具有诗和散文的某些特征，但又不同于诗和散文，它在韵文演变为散文的过程中起到了过渡作用。刘麟生也说：“赋之为物，实介乎诗与文之间。赋大率为韵文，而骈体又为其重要工具者也。”[8]23上述诸说都提出，赋是一种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的特殊而独立的文体。这一时期，有些研究成果涉及到赋体的发展演进，往往继承前人之说，却又有明显的突破，如有些韵文史、文学史言及赋体，多承袭古人以汉赋为主、轻视唐宋以后赋的片面观点。1927年，陈钟凡所撰的《中国韵文通论》出版，该书承袭清人张惠言《七十家赋钞》的观点，认为赋体发展到六朝末期已走到尽头，此后之赋则不足道，故以汉魏

8、六朝赋为主要论述对象。当然，有些学者也能提出不少较深刻独到的见解，如刘大杰于194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提出，赋常常随时代变化而不断变化，魏晋赋篇幅短小，而题材范围扩大，个性化、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