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腐败产生的法律原因及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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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探析腐败产牛的法律原因及其对策“翻开古今中外历史，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取诸流行的传闻，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贪污腐败之事，比比皆是，充耳可闻。而且尽管朝代频繁更迭，此风却绵延不绝。”包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刘青山、张子善，改革开放后的陈希同、成克杰、胡长青，以及去年的刘方仁、程维高、田风山等，可以说是络绎不绝。著名学者王亚南曾有言：中国有一部二十四史，实是一部贪污史，总结的何等精辟。面对现实，国外的一些学者预期，“腐败就像贫穷一样，可能会长期伴随我们。”中国学者惊呼：“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在大国还是在小国，

2、无论是在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在市场经济转型国家或是仍然保持独裁专制的国家，腐败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最大的敌人。腐败无所不在、无所不有。”一个国家的法治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国家反腐倡廉的过程。我们不能说世界上所有法治国家的形成过程都需要反腐倡廉，但在中国却必须如此。在目前的中国，腐败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以至于成为了中国法治化的严重障碍。腐败利用我们体制、机制、法制中的弊端，正一步步向我们逼近一一腐败不仅击中了我们队伍里的意志薄弱者，而且还诱惑着他们主动去寻找“糖弹”吃；腐败正从我们肌体内最薄弱的部分打开缺口，蚕食着党的组织和人民的政权；改

3、变颜色的危险己由个体向群体发展，由基层向高层蔓延，在少数地区和单位,权力己经变质并腐败。因此，形势要求我们反腐败刻不容缓。一、腐败猖獗的法律原因1、权力的非法律程序设置是腐败产牛的根木原因远则数千年，近则数十年，我们既有的权力设置一肓是在权力等级体系中，下级权力集中到上级，组织权力集中到组织的最高领导个人。在不同的权力等级之中，上级的指示远比法律更具有威力。这是高度行政强制所留下的恶果。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过程中，虽然逐步地不再需要计划经济状态中那么强势的权力状况，但也还不得不依赖既有的权力运作方式来启动改革，推进各项转换

4、的工作，这也就自然地使改革过程中，权力运作方式的改进具有保守的性质。上级的指示或命令具有超乎法律法规的威力，这是法治所必然反对的，但这也是法治启动之初又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容忍的，甚至还会在某种程度上予以依赖的。因此，在一个权力范围之内，权力正当地位在法律上的确立与权力法治化状态的实现，是一个过程。现实的转化过程中，一个部门一个机构的最有权力者总是难以控制的，他们可以在其辖区或权力范围内为所欲为、无所顾忌。说到底还是权力设置的程序存在缺陷。要修正权力设置的现实状态，根木的就只能依赖民主。古代孟子早就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

5、为轻。”现代中国，在政治上，“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已经是普及得不能再普及了。在法律制度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已经写进了宪法。但为什么民主还是无法真正有效地制约权力呢？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权力的法治化问题，是何以使权力真正地具有民主的程序、结构、组合的问题。权力的非法治设置一定是违背法治精神的权力结构。权力设置的合理化的唯一途径就是权力在设置上的法治化。2、权力的运作程序不当是腐败产牛的宜接原因权力的不当设置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还存在着权力的运作程序欠缺的问题。权力的运作程序不当普遍存在，是腐败产生的又一个原因

6、。一个权力只要它能循着法治程序的轨道运行，即使是一个极大的权力也不会是肆无忌惮的。权力的运作程序欠缺是权力腐败的肓接原因。由于我们的官员录用上没有对于其法律知识和法律修养的要求，由于权力运作过程中的远离法治，由于我们对于官员的考核也没有法律的指标，就很自然地导致权力的掌握者和行使者无视法律。这种权力的运作程序不当在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尤其突出，在转轨期间，所有权力都获得了更大的运行空间。一些权力可以在冠冕堂皇的旗子之下，以权力运作的方式获取不当利益,包括非法利益。也就自然形成了腐败。权力演变成了特权。而且根木上是一种表

7、现为政治、经济方面的特权。尤其是一经济方式表现的特权很容易地演变成为了腐败。3、法治机制的缺失成为腐败萌牛的可乘之机中国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在1949年之后建立的整个体制设计都以人们应当具有高尚的共产主义品德和已经具有高尚的共产主义品德作为认识基点。大量公共财产与相应的利益分配，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行政强制、执政党政策或社会主义道德来调整。这种超越客观实际的体制必然对权力的拥有者作出过高的估计和提出过高的要求。如果人们不具有这种过高的水准，就必然会引发社会问题。腐败便是其中的问题之一。在既有的体制中虽然容易产牛腐败，但由于不断

8、的政治运动的存在，腐败长期受到高度强制的政治钳制，不可能获得滋牛繁衍的时机，因而腐败实际上是被政治钳制了。如果这种旧体制继续延续，腐败也许不会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但中国必须对这种超越时代的体制进行改革。改革一旦启动，旧的政治钳制消失，人们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