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词的音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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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探究词的音乐性;词的发展遵循着从民间到知识阶层的发展脉络。最初俚俗的曲子词，逐渐被文人士大夫所重视。李白的《菩萨蛮》目前还有争议，但是白居易、刘禹锡的“依《忆江南》曲拍为句”则是标志着词体的开端，也是曲子词从民间走向文人创作的开始。可是这些《忆江南》依旧是“以曲拍为句"，具有很丰富的音乐性，这一点是不同于诗的重要特性。晚唐、五代，文人词有了很大的发展，致力于词的文人逐渐增多，但是词还是主要用于茶余酒后，歌筵舞榭的消遣，即便到了北宋初期还是继承了五代的风格，延续的还是词的早期用途。当时达官贵人的词一般也都用来娱宾遣兴，如晏殊在宴饮

2、歌乐之余的“呈艺”，欧阳修“聊陈薄技，用佐清欢”的新声,可见金樽檀板与词作简直是息息相关的，可见音乐性依旧占据主导地位。词的艺术形式还是在传统与惯性中延续。；到了柳永，词的艺术形式有了一个小的突破。精通音律的柳永,突破了令词的羁绊，写出了长调慢曲，用俚俗的语言来写作内容。通过柳永的创作可见，词的艺术形式的丰富还是建立在音乐性基础上的，因为这些慢曲长调还是要在秦楼楚馆里歌唱，既然要歌唱，就离不开音律的限制。但是无论如何，晏殊、欧阳修，甚至是柳永，他们都没有打破“香艳”的藩篱,词的艺术解放还是始于针对文学性的变革，代表人物就是苏东坡

3、。他把词的艺术形式主要建立在文学上，也就是“以诗为词”不仅用诗的某些表现手法作词，而且让词和诗具有同样的言志咏怀的作用。这样就改变了词在音乐性与文学性上的传统限制。在音乐上，苏东坡打破了协律的束缚，也就是不再对协律问题亦步亦趋；在文学上，他打破了题材的束缚，使传统的离愁别苦不再是词的唯一题材，引入了雄强的词风，是词的艺术形式的重大变革。宋人王灼《碧鸡漫志》说：''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但是，这种革新没有被继续发展下去，原因是固有的词写作观念还是占据主流思想。及至周邦彦，继承

4、了柳永的路数，只不过周邦彦的词去除了柳词的俚俗之语，在写作方法上又进一步提高，把柳永的直叙改为曲折回环，变化很多。由于他精通音律，在词律方面起到了规范的作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所制诸调，非独音之平仄宜遵，即仄字中上去入三音，亦不容相混。”可见，词的音乐性还是占非常大的比重。（据《宋人轶事汇编》上说:周邦彦得罪了徽宗，被遣出城，李师师送别，周写了《兰陵王柳》,徽宗让李师师唱来听听。）直到辛弃疾的出现。辛弃疾是苏东坡革新的传承者,他继承了苏轼“以诗为词”的文学主张，突破词法和音律的限制，甚至到了“以文为词”的境地。散文化的语

5、言，发而为词，所描写的对象题材也宽大了许多，从“闲愁”中摆脱出来，明确了“豪放派”词风。词在辛弃疾、韩元吉、杨炎正、陈亮、刘过等人身上再一次实现了从音乐性为主到文学性为主的转变。南宋后期词人岳珂、黄机、戴复古、刘克庄、陈经国、方岳、李昂英、文及翁、文天祥、刘辰翁、蒋捷、邓刹、汪元量等，都延续这一风格，使词的文学性之提升，成为一种发展必然。；与此同时，不能不提的是,在南宋还有另一派，仍然是以音乐性为主张的词人，他们继承了周邦彦的风格，强调以音律为主，姜夔、史达祖、吴文英，以及高观国、张辑、卢祖皋、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等。这一

6、派别的主张就是“词以协律为先”，一切创作都要服从协律，他们还强调“雅”的用词，因此创作所受的限制要多很多。到了元、明代，词衰颓了，甚至可以说一蹶不振。元代崇尚北曲，明代崇尚南戏,词彻底衰落了。吴梅《词学通论》里说元代词：“而词之谱法，存者无多，且有词名仍旧，而歌法全非者，是以作家不多。即作亦如长短句之诗，未必如两宋之可按管弦矣。”可见，由于词谱的遗失,词的衰落首先表现为音乐性的衰落。明代人的主要精神用在了科举八股上（龙榆生语），所以明代的词如同元代一样，也是衰落的，吴梅先生还把明代词的衰落时期称为中衰期。清代虽是词学的复兴时期，

7、但无论清代如何复兴了词学，还是不能阻挡词的音乐性的彻底衰落,词不再用于歌唱了。即便如此，我们却不能忽视,词的音乐性其实是一个泛指，不单指歌唱，后来的词学因之清代音韵学的发展而对于声律学的研究又很精细了，加之汉语言本身在韵文上就有音乐美,所以后来的声律性亦可以算作是词的音乐性范畴。龙榆生先生在《唐宋词格律》出版说明里的“由于词和音乐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从而产生了严格的声律和种种形式上的特点”的说法也可作为辅证。由此可见，音律性和声律性都是词的音乐性的体现，是与文学性不同范畴的。现代人赏词，往往忽略词的音乐美，只单纯的在词的文学性上

8、下功夫，即使觉得词读起来上口，也不屑在词的音乐美上多加斟酌，这样赏词又怎能算得淋漓尽致？这也是本文话题讨论的出发点。；探究词的音乐性；（一）词与音律；词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上不似诗，下不类曲”（吴梅语），却与音乐有极其紧密的关系，所以有的学者称词是音乐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