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逻辑”合法性之辩护：从胡适到沈有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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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逻辑”合法性之辩护：从胡适到沈有鼎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基于广义论证的《公孙龙子》、《墨辩》逻辑研究”(10YJA72040001)与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于广义论证的先秦逻辑研究”(10JJD720009)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曾昭式，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哲学系教授(广东广州，510275)。曾昭式I摘要］从胡适到沈有黒，《星'经》逻辑学的研究大致分为两部分：与西方形式這辑槪念相对应的《星经》逻辑学，不一致的、体现个性的晏家自己的逻辑学。两位学者在研究中纠结于逻辑的论域与《•蚤经〉文本的关系，他们代表着一百多年中国這轻史学科建设中的共同困惑。由此我们得到的

2、启示是，逻辑学是历史的，它有一个发展过程，逻辑丸的研究应该回到它的时代，走进文本，做文本田野工作；逻辑史的比较应该有一个公共论域a［关键词］胡适沈有晶《屋经》中国逻辑西方形式逻辑〔中图分类号：B81-092〔文献标识码：A〔文童编号〕1000-7326(2012)03-0035-06如果梁启超的《墨子之论理学》是旨在以西学比附中国旧学，达到学术救国目的的话；那么从胡适到沈有炜的墨家逻辑学研究则重在学科建设的思考。同是以西方传统逻辑为参照物研究《墨经》，其效果，前者确立了“中国逻辑”之身份，后者着力为“中国逻辑”合法性进行辩护。如果说梁启超的墨家逻辑学研究是以社会文化为背景创建中国逻辑史学科

3、的话，那么胡适、沈有鼎则进入中国逻辑史学科内部，是对中国逻辑史学科建设的思考，只是胡适是以哲学史家身份出场，而沈有删则以数理逻辑学家身份出场，但是他们都纠结于《墨经》文本解释与逻辑思想研究之关系。本文以《墨经》作为“中国逻辑”文本的案例，探讨从胡适到沈有昴的《墨经》逻辑思想及他们研究中的闲惑，试图为我们开展中国逻辑史研究提供一种视野。一、胡适、沈有鼎辨《囲经》逻辑学与西方形式逻辑之同异胡适、沈冇抽求《墨经》与西方形式逻辑之同冇一个共同的逻辑学基础，即逻辑学的论域是西方形式逻辑，即按照“逻辑学是研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这一定义去界定《墨经》逻辑学，求出与之对应的《墨经》逻辑学部分。胡适的

4、中国逻辑思想集中在其1917年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和1918年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里。《先秦名学史》为中国逻辑史专著，系统建构了先秦逻辑史。该书包括孔子的逻辑，《易经》的逻辑，墨翟的逻辑，别墨的逻辑，惠施、公孙龙、庄子、荀子、法制的逻辑，专论先秦的演绎法、归纳法。在《先秦名学史》里，他认为：“《小取》是一篇关于逻辑的完整的论文”，其中包含着“逻辑的一般性质及作用寫⑴该书第三章讨论了“故、法和演绎法”，囚第四章讨论了“归纳法”。⑶《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侧重用西方形式逻辑的概念比对先秦诸子的一些概念。就《墨经》文本而言，如：关于“辞”，“在文法上和法式的论理上，实便是主词（Su

5、bject）,名便是表词（Predicate）,合名与实，乃称为’辞’（PropositionorJudgmem）（辞或译’命题’殊无道理）。单有名，或单有实，都不能达意。冇了'辞'，才可达意。”阎关于“故”、“法”，“名学的归纳法是根据于'有之必然'的道理，去求’所以然’之故的方法。名学的演绎法是根据于'同法的必定同类'的道理，去把已知之故作为立论之故（前提），看它是否能生出同类的效果。懂得这两个大观念，——故与法——方才可讲《扇辩》的名学。”厲关于“类”，“求立场辞的法即是求辞的类。三支式的'因'，三段论法的'中词'，其实只是辞的’实’（因明学所谓宗之惋陈）所属的类。”冋于“或、假、效

6、、辟、侔、援、推”，“•或，与，假，系’有待’的辞，不很重要。’效’是演绎法，由通则推到个体，由’类'推到’私，辟，与，侔，都用个体说明别的个体，’援’由个体推到别的个体，’推’由个体推到通则。这四种——辟、侔、援、推，——都把个体的事物作推论的起点，所以都町以叫做’归纳的论辩'。”⑺关于“同、异、同异交得”，“《墨辩》论归纳法，只冇（一）同、（二）异、（三）同异交得三法。”⑻沈有鼎关于墨家逻辑学思想的成果在《光明日报》1954年5月19H至1954年7月28H“哲学研究”栏目（两周一版）上连载其题为《墨辩的逻辑学》6篇论文，最后一篇发表在《光明日报》1955年3月9日“哲学研究”栏目上，

7、1980年以《墨经的逻辑学》为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早在1930年代，沈有鼎就对《周易》、中国哲学等问题有所探究，其墨家逻辑学思想，在中国逻辑史界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上承梁启超以来的中国逻辑史学科建设，经过50年（1904至1954年）的中国逻辑史研究，沈有鼎有了一个总结与反思的平台；下启其后的中国逻辑史研究，尤其是1980年代以后的大多学者受其影响，我至是一些学者的金科玉律。沈有鼎在解经时，引入了逻辑学、概念、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