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养廉”传统机制及其现代转型的“制度化”策略

“社会养廉”传统机制及其现代转型的“制度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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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养廉”传统机制及其现代转型的“制度化”策略摘要:社会养廉,是通过自发的非正式制度建设方式,建构“合法性”廉洁信仰的世俗化行为模式。基于东方社会母体和中国政治发展史,中华民族营造了民间治理腐败的“小传统”及其本土方法论。当前,实现社会养廉传统机制的现代转型,乃是摆脱制度反腐困境、共建''国家一社会”双本位治理格局的应然选择。作为新的转型策略,“制度化”强调超越以往的社会参与腐败治理策略,紧紧围绕社会养廉的“三驾马车”(制度环境、动力保障和协同体系),对其非制度性因子实施制度化的处理:立足于“中国政治”,确保机制转型的制度空间和供给总量;健全

2、政府驱动型动力机制,调适社会养廉自在自为的运行状态;完善政治文化系统,建立“理一分殊”型社会协同机制,走出现代转型的结构性困境。关键词:社会养廉;本土方法论;清廉社会;机制创新;中国特色中图分类号:D63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8-0004-04一、社会养廉:非正式制度建设的“小传统”①社会养廉,实质上就是一种世俗化养廉的行为模式。主要表现为社会组织或民间团体机构,在国家正式制度建设之外,自发启动非正式制度建设进程,形成某种世俗化的集体规范和价值系统,最终促使个体树立“合法性”廉洁信仰和自主养成清廉的风尚习

3、惯。全球范围内,因历史发展的时空区别和民族种姓的文明差异,社会养廉亦各有千秋。其中,中华民族营造了独特的社会养廉传统和机制模式(如“因俗养廉”等),形成了治理腐败的本土方法论。[1]散布于中国各地的廉洁“小传统”(如家族养廉、宗族养廉、行业养廉等),就是地方社会长期开展非正式制度建设的杰作。这样一种在中国民间社会长期积淀形成、甚至于“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优秀传统,拥有自身独特的结构层面和治理意义。首先,从中国政治发展史上来看,在传统帝制时代,因其国家控制、行政力的强弱差别,古代中国始终存在一个“国家一社会”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要么演绎成“强国家一

4、弱社会”格局,要么呈现为“弱国家一强社会”形态。但在廉洁信仰层面上,二者并未因为双边政治实力和政治关系的倏忽改变,而彻底颠覆各自的信仰系统和运行机制。相反,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江湖、“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始终维系着一种趋于和谐的信仰平衡,二者之间的某种张力结构,一直让士大夫的“清官梦”和廉政理想,与民间庶人的清风信仰,虽互有交接渗透,但总体上依旧各行其道,并行不悖。换言之,一方面,古代中国政府为了实现仁政式的“帝国梦”,一再强调和巩固以儒家伦理为政治内核的国家“大传统”;另一方面,在官方主流信仰文化之外,广大宽阔的江湖社会,亦始终与帝制相伴而

5、行——虽然它们那些非文字记载的“知识一信仰”系统很难进入官方及其精英们的视野,也很难得到正统观的合法认同,但江湖中的廉洁知识与廉洁信仰充足且多元,长期性地潜滋暗长,终于让一种以民间信仰文化为主体构成的地方“小传统”,[2]维系和支撑了另一个与“大传统”相对应的廉洁“信仰圈”——官方精致化的“吏学”之外,传统中国始终都存在另一片世俗化的“社会养廉”空间。这一状况,迄于近现代时期,借助于民族国家的现代意志力和方便发达的交通网络新技术,才始能得以改变。但这绝不是说,社会养廉及其“小传统”已然走到了历史尽头。事实上,受城市化进程等多端侵蚀与无情冲击,民

6、间廉洁“信仰圈”整体性地被挤压和被重叠,及至于扭曲变形和萎缩不振,但它终未能放弃或抛空民间原有的社会资本、象征力量、自组织机构和“地方性知识”。[3]廉洁“小传统”仍旧是牵制“大传统”的致命因子。其次,从理论上来讲,“国家一社会”二元传统结构下的制度空间和权力关系、小农经济的有限规模和稳定性保障、世俗化儒学及其支撑的社会多元“统系论”、民间信仰与乡土观念的差异性发展、“守穷”精神的伦理强化和社会宣教、东方宗族组织的长期演绎等,总体构成了中华民族坚持社会养廉的共性机理,且始终规定了这一传统机制的运行基础.层次结构、动力系统、功能效益。而且,古代中

7、国边陲社会的行政格局、族群关系和国土安全等地缘政治因素,又为这一普遍存在且长期运行的本土方法论,添加了更多的中国特色。[4]这就为基于中国区域多样性而开展差异性的治理设计,提供了丰厚的参考资源。总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社会养廉,虽然它采取的是非正式制度建设方式,但依旧是基于中华民族政治发展史和治理传统的一种本土方法论,本身蕴含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的历史逻辑,是现代中国惩防权力腐败、建构廉政新机制的合理继承。二、“国家一社会”双本位腐败治理的现实需求反腐败是一个历史性课题,更是世界性难题。建国以来,中国式反腐进程大体切合“政党建设一行政改革一政治建设

8、f文化建设”等各个时段上的主题性需求,分阶段地拓展了内外空间,且先后选取“运动反腐f权力反腐f法制反腐f体系反腐”等治理路径,[5]发展至今,已达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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