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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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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所经历的工行管理体制的三次变革1983年底,中央决定1成立工商银行,承接人民银行的经营性业务,根据组织决定,我和陈立同志以及尹志海、III同五同志一起组成了工行第一届领导班子,陈立同志任工行首任行长,我和尹志海、[□同五同志任副行长。1985年7月,我被组织任命为工行行长。此后十多年,我一直在这个岗位上,直到1997年。这十多年屮,工行从小到人,历经诸多可圈可点的历史事件。然而,作为“一把手”,我体会最深的还是对匸行体制变革道路的艰难探索。现在冋过头来看,尽管当时的探索只是初步的,但是,这些早期的、前无古
2、人的探索,为工行从计划经济下的专业银行向市场经济下的商业银行过渡奠定了基础。第一阶段:搞活基层行(1984〜1985年)工行的成立是和人民银行改为中央银行同时进行的。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在人行等部门和地方政府的人力支持F,工行的组建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从国务院1983年9月发文到1984年1月1H工商银行总行正式挂牌成立,我们只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Z后,又加快了机构分设步伐。到1985年底,基木上建成垂玄管理的营运系统,成立之初,全国已有两万多个机构,28万员工。工行的组建,其人员、机构、业务等几乎都
3、是从原人民银行直接划转过来的,因此,在管理体制上不可避免地与原人民银行一•脉相承,形成了由总行、省分行、地区屮心支行、县支行、分理处、中心储蓄所、储蓄所组成的一个庞大的、按行政区划设立垂直经营管理系统。组织体系内部实行的是大统一、“大锅饭叩勺管理机制,即所谓“四统一”:统收统支、统存统贷、统一核算、统负盈亏。这实质上是一种机关或行政部门的管理体制,诸多方面都反映出政府机构或行政机关的特征。随着国内经济改革开放的深入,这样的管理体制不适应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问题H渐显露。因此,从工行成立初期到1993年前,工行总
4、的改革取向就是“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实行“专业银行的企业化经营”,力图减弱银行当时的行政机关色彩。工行早期改革的任务是与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相适应的。1984年前后,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改革开放的浪潮开始向城市推进。1984年,邓小平同志作出了“开放14个沿海城市”的英明决策,并提出了建立深圳特区的主张和“新事新办,特事特办"的政策。正是在这种以搞活企业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推动卜,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人潮的促动卜金融和银行体制改革的任务被提到了眼前。金融业真正的管理
5、体制改革是从信贷资金管理体制的改革开始的。过去,专业银行与人行Z间以及专业银行上下级行Z间的资金往來,实行先用钱后结算、先垫款后拨付的办法。1985年,人行开始对工行等专业银行实行“实存实贷叩勺信贷资金管理办法。这一改革第一次把人行的资金和专业银行的资金真正分开,形成了相互独立的中央银行资金体系和专业银行资金体系,切断了卜-级行对上级行以及各专业银行对人行在贷款资金上的依赖和“倒逼机制”链条,大大增强了各级行筹集存款的积极性和运用资金的责任心,开始重视节约使用资金和纵向、横向灵活调度资金。与此同时,银行内部
6、,特别是面对企业直接经营的基层改革的要求十分迫Wo1985年夏,时任政治局委员、国务姿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陈慕华同志在武汉召开了第一次金融改革工作会议。会上,我代表工行首先提出了在T行系统实行下放“六权”、搞活基层行举措的建议。这“六权"是:业务经营权、信贷审批权、资金拆借权、财务管理权、人事管理权、劳动工资分配权。这一主张,得到了陈慕华行长和与会同志的肯定和赞赏。会后,我们即开始在工行内部实行改革。应该承认,当时的下放“六权”还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但它毕竟大大激发了全行的活力,对原有的“四统一”体制造成
7、冲击。各级行经营的积极性提高,存款人量增加,客户大量增加,银企关系改善。特别是存款增加,使工行的资金实力大大增强,有了支持生产和流通的力量,银行的作用大大提髙。第二阶段:主攻城市行(1986〜1992年)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沿海城市的对外开放,国家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形成了以大屮城市为屮心,辐射和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经济结构调整思想。1986年,为解决当时城镇储蓄网点少、储户排队办理业务等问题,人行出台了新政策,允许各家银行在吸收居民存款方面实行业务交叉和竞争。随后出现了“农行进城、中行上岸、建行突围”
8、的局面,而工行的业务范围基本上在城镇,为“兵家必争之地”,所受冲击最大,只有加快改革,才能应对挑战。搞活城市行是工行企业化改革的中心环节。在城市改革的大形势下,工行内部有些城市行也开始进行改革试点,如重庆市分行在人行重庆市分行和四川省分行的支持和指导下,上收了县支行的部分权力,加大了市分行经营业务量;市分行统一设资金账户,实行了全市行范围内的资金调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等特区分行,将大企业集中在市行开户,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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