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郭广迪

《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郭广迪》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教育资源-天天文库。

1、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郭广迪　　马克思在拓宽研究领域、改进分析方法和基本理论创新三个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存在着某种共性，是马克思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影响的前提条件；马克思站在比所有西方经济学者都更高的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则是马克思至今仍然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的根本原因。　　美国经济学家海尔布伦纳和瑟罗说，马克思“是一位改变了社会思想方式的人”，“即使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当今很少有经济学家能够读完马克思所

2、有的著作，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确实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感受到他的影响”。[1]（P38）马克思到底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他为什么能够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影响，这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本文将依次从拓宽研究领域、改进分析方法和基本理论创新三个方面分析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进而分析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影响的原因。一、马克思在拓宽研究领域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在被西方经济学者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中曾经包含有运用经济学方法对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历

3、史的分析，但是，他这些具有开拓性的探索，后来逐渐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遗忘，却被非主流的马克思经济学所继承和发展。当现代西方经济学者意识到这种缺憾，即意识到有必要重新拓展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时，他们不仅对斯密的开拓性探索产生了兴趣，而且更加关注离他们更近的马克思所进行的相关研究。马克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拓宽研究领域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1992年，美国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尔由于将“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推广到包括非市场行为的人类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而获得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贝克尔在其代表作《人类行为

4、的经济分析》的导言部分表示，将经济学分析方法运用于对“市场以外的人类行为”的分析“也算不上什么标新立异的东西”，因为斯密、边沁和马克思早就这么做过，他还强调，“如果全书观点成立，那么，经济分析就为理解人类行为提供了一直为边沁、康德、马克思及其他学者长期求之不得的统一的方法”。[2]（P1-19）可见，贝克尔将马克思视为将经济分析推广到非市场领域即拓宽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先驱者之一。　　不过，贝克尔所说的“市场以外的人类行为”范围非常之广，这里没有必要一一涉及。下面首先介绍马克思对将经济学的方法运用于分析政治、制度

5、和历史领域的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包括新经济史学）所产生的影响；然后介绍马克思对现代西方所兴起的经济学与社会学以及经济学与法学交叉学科所产生的影响。　　（一）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拓展到对政治的分析--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　　简而言之，所谓公共选择理论，就是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运用于政治领域。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成果直到它诞生30年、布坎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86年--引者注）之后才得到承认”，[3]即被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接纳。不过，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布坎南获奖的前一年就曾指出，从马克思对“历史的经济解释

6、中”可以“看到今天的公共选择理论的萌芽”。[4]（P1293）　　布坎南在其代表作《自由、市场与国家》中，对那种“对市场的运行方式确实非常模糊不清”，从而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看做是某些人通过它来控制和剥削其他人的体制”的人的“思想过程”进行了分析之后指出，“马克思的不朽天才恰恰在于”，他对这种“无知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或市场秩序所可能产生的反应有着敏锐的理解”[5]（P8-9）公共选择学派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则明确表示，“尽管我们可以指责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没能建立一个明确的关于国家的

7、理论”，但“在其他经济学家还未考虑这个问题时”马克思“就建立了一套关于国家的意味深长和发人深省的经济理论”。[6]（P125）　　德尔和韦尔瑟芬在《民主与福利经济学》一书中也指出，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所定义的“集团”这个概念，可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因为“他对阶级的定义不是基于其成员的非理性的社会联系，而是基于经济因素”。[7]（P51-53）这就是说，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和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之间也存在着共同之处，都是以经济动因或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布坎南和塔洛克并不否认这一点，只是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历史的

8、巧合”而已，但他们在分析“经济动因与经济决定论”时还是指出，在“拒斥蕴含于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经济决定论的同时”，不要因此而否认其关于“人们是受各种经济上的考虑驱使”的假定。[8]（P12-13、28-29）　　林德布洛姆在《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中也告诉读者，斯密和马克思是“本书的两个中心人物”。他认为，“出于对政府权威问题上的偏见，自由民主思想对于体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