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缘政治特点及其变动规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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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国都的功能及其变迁规律　　明朝陈建著有《建都论》，他通过对长安、洛阳、开封、北京等地比较，提出建都三原则：　　按古今天下大都会有四。曰长安，曰洛阳，曰汴，曰燕。四者，自昔帝王建都之地也。然论时宜地势，尽善全美则皆不如洛阳。何也？夫建都之要，一形势险固，二漕运便利，三居中而应四方。必三者备，而后可以言建都。长安虽据形势，而漕运艰难；汴居四方之中，而平夷无险，四面受敌，惟洛阳三善咸备。[246]　　陈建只是从交通和生存安全方面考虑建都的原则，这都没错，但国都选址更要考虑发展安全。发展，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的安全，是国家政治考虑的关键。以生存安全为安全的结果只能是在政治大舞台

2、中日益自我边缘化并最终退出政治舞台。比如三国时蜀国立都选址于益州（成都），以陈建三原则看，此应打满分；但从当时逐鹿中原的政治目标看，它使蜀国在这场群雄竞争中原的斗争中更加边缘化。由此看，在当时成都就不应是蜀国好的建都选址，依蜀境内看，重庆接近中原，地形险固且交通八达，从发展安全的角度看，其国都的地位优于成都。　　地缘政治，不出“门户”“中枢”二义。前者关乎险塞，后者关乎距离。国都之所在乃全国人力物力资源调度中枢之所在。故此，国都选址的主要考虑是等距形成全国政治经济力量中枢并由此有效调度全国军事力量——即周成王所说的“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247]——以御外敌为原则。

3、秦、汉两朝，中央政府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陇西匈奴诸部，故此两朝分别定鼎于咸阳和长安。匈奴经汉朝打击或西窜或分裂，其势大衰。两晋时期，鲜卑由东北南下，尽占匈奴旧地。这造成东汉至西晋的国都东移至河南洛阳。隋唐之际，西域突厥、吐番借“五胡十六国”[248]期间的混乱而兴起，为防它们东犯，此间朝都西返长安。唐末，东北辽河一带活动的契丹部落兴起并于公元907年建立契丹国（后改称辽），统治中国北方。东北方向威胁加剧，这使北宋国都再度东移洛阳。东北方面的战略压力在元、明、清时期持续增加，其国都则进一步东移至北京。明初，蒙古威胁仍未完全解除，成祖朱棣“天子戍边”将国都从南京移至北京。　　洛

4、阳是上述中国政治重心由西向东转移进程中的重要节点。比较而言，长安虽据形胜，然运输艰难，不利于充分调动和利用华北平原的资源。洛阳与郑州虽居四方之中，大运河开通后又可乘水运便利，与徐洲东西呼应，然其势不足以镇安辽东，且又受关中与河北西东两向挟持，为四战之地，其防御形势比较脆弱。顾祖禹分析说：　　河南，古所称四战之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周之东也，以河南而衰；汉之东也，以河南而北；拓拔魏之南也，以河南而丧乱。朱温篡窃于汴梁，延及五季，皆以河南为归重之地。以宋太祖之雄略而不能改其辙也，从而都汴。都汴而肩背之虑实在河北，识者早

5、已忧之矣。女真之季也，惧蒙古之逼，乃迁于汴；迁汴未已，又迁于蔡；始为亡宋之资，终为自弊之地。当其亡宋之日，岂料其祸之亦中于此哉。[249]　　自从崛起于东北平原的部族势力卷入中原事务后，中国安全范围进一步扩大，因此，北京一带的地理位置就显示出“据上游之势以临驭六合”[250]且南北兼顾的优势。　　北京坐北面南，西倚太行北靠燕山，既可镇慑塞外铁骑的侵扰，又可尽享东北和华北两大平原的丰富资源和交通之便，处于“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251]的位置，可以等距有效调控全国资源和力量。顾祖禹说：“依燕京而视中原，居高而负险，有建瓴之势，太宗[252]深鉴于金陵之已事，建都于此，

6、实为万事计也。”[253]毛泽东似乎也注意到此举的意义，1951年4月他在游十三陵时赞扬说，明成祖“敢在北京建城，敢把自己的陵墓放在这里，不怕蒙古人的铁骑，是个有胆识的人”[254]。由此比较生择都于远离中原的成都、死葬于离中原偏远的定军山[255]的诸葛亮，成祖朱棣——且不说不如曹孟德——的眼光更显远大。1935年，毛泽东与张国焘争论长征路线时，主张北进，在新疆和陕甘两地，毛泽东倾向进军陕甘。他说“新疆倒是红军可以得到休养整理的地方，只是离中国内地太远。”[256]1948年，毛泽东将中央所在地从延安进一步推进到河北西柏坡，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定都于北京，这些将

7、中央所在地向中原步步逼进的决策对推动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胜利和随后的抗美援朝的胜利，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历代王朝的国都从长安经洛阳到北京的迁都路线，恰好与东西走向的万里长城[257]及黄河的走势大体平行，这反映了中国历史安全压力变迁的轨迹。　　处于这一层面上的地缘政治特点是区域分布广阔且乱源多出。中国多次出现全国性的长期战乱，其爆发源多出自这一“广大条形地区”[258]；而古代中国政治史几乎就是处理这一地带政治关系的历史。这一地区两端即新疆至东三省乃至朝鲜半岛的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递到定鼎于此线的长安、洛阳、北京等国家京畿中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