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绍虞 中国文学批评史(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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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十九、朱熹朱熹是宋代道学家之权威。宋代道学至朱子而集其大成;宋代道学家之文学批评也至朱子而集其大成。濂溪言文以载道,而朱子即阐载道之旨;伊川言作文害道,而朱子亦言逐末之弊。善取诸人以为长,这即是他的文论之特点。他在南宋道学家中可谓能文之士,然而他的文学观却不带古文家的意味。他的思想,比了以前的道学家是有些进步的,可是,就论文的一点来讲,始终只是道学家中最极端的主张。以前诸家虽不免都有重道轻文的倾向,尚不致卑视古文。他则似乎修洛蜀之旧怨,对于古文家颇有不满的论调,尤其对于三苏;三苏中间,尤其对于苏轼。其《答徐载叔》云:“所

2、喻学者之害莫大于时文,此亦救弊之言。然论其极,则古文之与时文,其使学者弃本逐末,为害等尔。”(《朱子文集大全类编》问答二十六)这即是程颐所谓作文害道的意思。古文家在消极方面总喜欢攻击时文以自高身价,他却把古文看作与时文一样──一样是学者之害。此意,虽本于裴度寄《李翱书》所讥韩愈以文为事的见解,然而在他说来,颇能使古文家丧失其自豪的胆气。又其《答杨子顺书》云:“世之业儒者既大为利禄所决溃于其前,而文辞组丽之习,见闻掇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渗泄之于其后,使其心不复自知道之在是,是以虽欲慕其名而勉为之,然其所安终在彼而不在此也。”(

3、《文集大全》问答三十)这又与二程以学文为异端云云,是同一见解。古文家在积极方面,又往往标榜明道以自高其身价,而他却揭露其假面具,以为“其所安终在彼而不在此”,这更足使古文家丧失其凭借的根据。因此,我们研究朱子之文学观,应当知道他在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不在能“立”,更在能“破”。我们以前说过,在北宋时期,是道学家与古文家角立的时期,所以各不相下。到南宋,由于当时帝王的提倡道学,推崇片面的封建伦理,以麻痹人民的思想,于是道学大盛,也就只见道学家的理论而不见古文家的理论了。何况朱子对于古文家还加以猛烈的攻击呢!朱子对古文家的理论

4、所以能破,即因他使古文家与道学家的分野划得很清楚。他先说明古文家与道学家所研究的虽同一对象而方面不同。其《沧洲精舍谕学者》一文。称老苏但欲学古人说话声响,称韩退之柳子厚用力之处,也只是要作好文章。(见《文集大全》杂著十)《语类》中谓:“韩退之于大体处见得,而于作用施为处却不晓,……缘他费工夫去作文,而于经纶实务不甚究心,所以作用不得。”(《正谊堂本》卷八)又谓:“贯穿百氏及经史,乃所以辨验是非,明此义理,岂特欲使文词不陋而已!”(卷八)这些话虽也从二程倒学之说得来,然而他分得更清楚,辨得更严格。他以为这些事根本就不是圣贤事

5、业。古文家把这些事当作圣贤事业,乃是古文家的错误,所以研究的对象虽同,而研究的方面则不同。照古文家所研究的,至多只能学得古人说话声响而已,当然作用不得。他再说明古文家与道学家所研究的即使是同一对象,同一方面,而所见到的又互异。《语类》中也有论及这方面的话:或问:“由是而之焉之谓道?”曰:此是说行底,非是说道体。问:“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曰:此是说行道而有得于身者,非是说自然得之于天者。(卷八)《原道》中举《大学》,却不说“致知在格物”一句。苏子由《古史论》举《中庸》“不获乎上”后,却不说“不明乎善,不诚乎身”二句。这两

6、个好做对。司马温公说仪秦处,说:“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却不说:“居天下之广居。”看得这样底都是个无头学问。(卷七)这即说明古文家之所谓道与道学家不同。盖古文家之所谓道,还是理学未成立前一般人之所谓道,所以重在用而不是讲道体,这种态度与政治家之所言为近,而在纯粹的道学家看来却是无头学问。因为他们皆于性理之学不曾追究到底,不曾求个彻底的明了。因此,也不会建立成理学。他再说明古文家与道学家即使所研究的是同一对象,同一方面,而所见到的又相同,然而其方法仍互异。论到此,就是以前所谓“贯道说”与“载道说”的不同了。他于《通书

7、》解释载道之义云:文所以载道犹车所以载物,故为车者必饰其轮辕,为文者必善其词说,皆欲人之爱而用之。然我饰这而人不用,则犹为虚饰,而无益于实。况不载物之车,不载道之文,虽美其饰,亦何为乎?《语类》中又辨正贯道之义云:才卿问韩文李汉序头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来有病。”陈曰:“文者贯道之器,且如六经是文,其中所道皆是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知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其后作文者皆是如此。”(卷八)这一节话很重要。我们可以从这里

8、看出古文家和道学家争论的不同之点。朱子说明理气的关系,有时把形而上之道谓之理,形而下之器谓之气,(见《文集大全》问答二十九《答黄道夫书》)似乎分别理气为二;有时却又说:“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语类》一)那么又似乎合理气为一。理气究竟是一是二呢?事实上,这就是唯心论者惯玩的手法。他们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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