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行书创作主体的悲情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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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悲洒  悲愤  悲绝　　　　　　　　　　　——由三大行书看创作主体的悲情意识摘要：艺术创作过程中，情感是艺术形象塑造的重要推动力，情感贯穿于艺术创作的全过程，真诚的情感是艺术的生命。没有情感，就没有想象，也就没有艺术创造。本文旨在通过对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和苏轼《黄州寒食诗帖》创作中的心路历程的分析，来揭示悲情意识在书法创作中的独特作用。关键词：悲洒、悲愤、悲绝、悲情意识一、引言悲情指人的一种忧郁、悲伤、痛苦的情怀，这种情怀产生于人与一种无形的自然力量或自己认同的社会制度的矛盾冲突。悲情的主体有着追求真善美的人生理想，但强大的客体作为一

2、种客观力量总是打击与扼杀这种理想，造成痛苦、忧郁与悲伤。因此，悲情的原因主要在于人生失意。综观整个中国古代史，失意的文人比比皆是：屈原《离骚》中“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对理想的执着；曹操《短歌行》所发出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对人生短促的伤感；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对宇宙时空的浩叹——10无不体现出浓重的悲情意识。本文旨在借被誉为天下三大行书：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和苏轼《寒食诗帖》作为解读对象，并在由《兰亭序》之悲洒到《祭侄文稿》之悲愤以及《寒食帖》之悲绝一脉相承中，解读悲情

3、意识在历代书法创作过程中的独特作用。二、“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兰亭序》之悲洒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黑暗的年代，然而精神上却空前的自由、开放。宗白华先生曾断言汉魏六朝是“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王瑶先生则认为“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最能激动人心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当汉人精心构筑的儒学大厦崩塌的时候，伴随着曹操的叹喟：“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拉开了魏晋人对生命的密度和质量追求的序幕，自此，从屈原承继下来的那种哀叹便不绝于耳，难怪王羲之慨叹：“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人世功名利禄，

4、乃身外之物，而短暂的生命才是宝贵的，这正是对人生、情感、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最坦诚的流露。中国文人对生命价值的探索由来已久，但其生命意识的真正觉醒则在汉末和魏晋。魏晋玄学试图以自然观念超越生命矛盾，化解时代的生命忧思，但这种解脱并不彻底，于是人们转而从有限的生命里寻求自我的满足，把自己的人生理想，融化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中，王羲之《兰亭集序》便是典型的表现。10王羲之到会稽赴任两年后，在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邀请当时名士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举行了曲水流殇的宴会。宴会的地点就在绍兴郊外的兰亭。所谓曲水流殇就是在弯曲流淌的小河上放着酒

5、杯任其漂流，在酒杯流到自己身前做诗，未完成者罚酒一杯。会稽的山水可谓怡人至极了，在如此良辰美景中，人本应该是祥和安宁的，但此刻王羲之的心中却颇不宁静。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曾有这样的记载：“怀帝永嘉三年夏，王羲之的父亲王旷率领数万士兵，在山西省一带抗击匈奴。遭到惨败，部下战将全部战死，此后王旷的名字再也没有在史书中出现过，一般认为是成了匈奴的俘虏。成为俘虏在当时被看作比战死还要耻辱，为父亲雪耻，出师北伐，是王羲之和他的家族悲壮的心愿。然而在当时的北方，北伐的军队被认为已经不能不撤退了。此刻王羲之在政治上的地位也变的十分微妙。王羲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

6、下举行曲水流殇之宴的。“永和九年，岁在葵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序文由此展开。在序文的前半部分王羲之描写了在风和日丽的蓝天之下，举行曲水流殇的盛大情景。单看这段文字，我们会觉得这次聚会真是“信可乐也”，与会者应该是极为欢快，没有半丝困苦，可是再读下去，作者却从宇宙之大、品类之盛、游戏之乐中感慨出了生命的短暂和易逝，他写道：“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更进一步，他发现老庄玄学的“齐万物，一死生”10的心理排解法，并不是真正的永恒之术，并不能真正消解胸中所积聚的生命情绪，所以王羲之继续写道：“固知一死生为虚

7、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王羲之在序文中表达了失望和深深的痛惜之情。《兰亭序》其文心与书艺都体现了晋人的风骨，使中国文人对人世和自然的感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序文传达的深沉的历史感，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知识分子内心的苦闷。这种“人生不满百，长怀千岁忧”的忧患意识，的确使“后之来者也将有感于斯文”。而他乘兴所书的这篇杰作，也因此而成为千古绝唱。通观《兰亭序》全篇，行笔轻重徐疾，跌宕起伏，笔断意连，法度谨严。洋洋洒洒，一气呵成，章法布置参差多变而又浑然一体；字形欹侧而不失重心；用笔中锋、侧锋交替；相同的字采用不同的结构，强有力的骨

8、架和果断的笔法，使文字之间充满了紧张感。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的汉唐书法与此相比，无不表现出王羲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