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有企业家的价值说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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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经济增长和企业家精神这一研究领域，笔者一直坚持的核心逻辑是：长期、高效、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更依赖于“熊彼特式增长”而不是“凯恩斯式增长”，也就是更依赖于从供给角度，发扬企业家创新精神，以优化的产品和服务吸引消费者的增长，而不是从需求角度，依靠政府刺激去拉动的增长。　　因此，推动经济增长的主体，不是政府，而是在不断深化的劳动分工中运用知识的企业家。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企业家发现经济学。　　基于这样的逻辑，笔者高度推崇企业家精神，并且认为，企业家的人力资本价值应当得到充分尊重和体现。　　在今天的中国，这一逻辑，在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那里，都已不是问题。

2、例如，你可以随意选择十个投资界人士，问他们投资和投人的关系，他们无一例外都会告诉你，被投企业是否拥有合适的、负责的、具有创新能力的领导人(企业家)，是他们投资时的重要考虑因素，有时甚至是第一考虑。　　然而，在国有企业的领导人那里，问题似乎变得复杂了。　　“凭什么要给他们股权？”　　从社会的角度，大多数舆论认为，国有企业都是靠政府扶持、垄断、给予特殊政策而存在的，其利润都是“垄断利润”、“补贴性利润”，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不是如诺斯所说“承担风险与不确定性”的真正的企业家，因此不应像民企经理人那样，有机会得到企业的股权，分享企业的剩余价值。其高薪也应该被限制。　　从国

3、有企业的出资人和监管者的角度，从笔者的接触看，他们似乎也认为，他们派到国企任职的领导人与其说是企业家，毋宁说是官员。不久前，笔者和沿海一个著名港口城市的国资委主任交流，他就表示，国企领导其实是官员，派谁去都差不多，“凭什么要给他们股权？”该市一家国企最近上市，之前该企业的高管层间接持有企业少量股份，这次也都清退得干干净净。　　在这样一种认识下，从总体上说，国企领导人不被认为是企业家，不被认为应该得到类似民企和外企领导人的那些激励。他们的付出再多，贡献再大，似乎都是应有的觉悟，似乎谁干都一样，一旦退休，除了几千块钱的退休工资，从经济角度看，他们和企业的发展再无关系

4、。　　最近，笔者和几位退休的国企领导人进行了一些交流，深感国企领导人中也有带有稀缺性质的企业家；他们在与不在企业领导岗位上，企业的绩效确实不一样；而现有的国企体制，对他们的价值认定存在很多问题，值得商榷。　　“带着镣铐跳舞”　　这里的核心是一个认识问题，国有企业存在不存在企业家？　　笔者的观点是，凡是在那些充分竞争的市场上具有自生能力(Viability)的国有企业，其领导人大都是企业家。即使是带有一定垄断性质的国企，也不能完全排除其领导人的企业家才能(例如，在考核压力和对标国际企业的压力下，也存在不断创新的要求).　　所谓自生能力，按照林毅夫教授的定义，是指“

5、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　　而按照企业家理论，企业家不是一种职务，而是指“开创一个新生意并承担其风险的人”、“做新的事情或用新的方式做已经存在的事情”的人(创办企业的创业家)，同时也指经营管理企业的职业化的领导人(管理企业的“专门家”)。钱德勒(Chandler，1977)从企业史角度论证了现代企业发展依赖于职业经理阶层的出现，承担管理协调职能的“看得见的手”比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能够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从20世纪早期通用汽车的小艾尔弗雷德

6、·斯隆到20世纪后期达到经理人声誉顶峰的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都是这类企业家的代表。　　从企业家特质角度的研究还表明，企业家不仅是一种身份，更是一种职能和状态，如创新、承担风险和不确定性、把握利润机会，等等。　　笔者承认，民营企业由于不靠天不靠地，天然地具有自生能力，因此是培养企业家的摇篮；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地方国有企业大部分都身处竞争性行业之中，如啤酒业的青岛、珠江、燕京，彩电领域的TCL、长虹、海信，等等。即使是备受争议的央企，也有不少处在竞争的红海之中，如中国建筑、中粮、振华港机、蓝星清洗等等。还有一些领域，例如媒体，基本是国有控制，但市场化竞争

7、也很残酷。　　而只要存在市场化竞争，就需要不断创新与超越，就必然催生企业家才能。以笔者的观察，那些称得上企业家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其付出与敬业程度并不逊色于私有企业主。在某种意义上，往往是“带着镣铐跳舞”的他们的奋斗历程更加可歌可泣。他们有企业家的创新才能，又有事业家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还要有在体制内平衡各种关系的耐心和韧性，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得到的更多是精神安慰和自我实现的满足感。　　领先性增长与企业家回报　　笔者不太理解的是，作为国企出资人的政府，很少从企业家角度看待国企领导人的价值，反而是不少参与国企改制的民企和投资家们更为看重国企领导人的价值。例

8、如，进入投资领域后的柳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