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辨”与北宋新旧党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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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0年5月中州学刊May，2010第3期(总第177期)AcademicJournalofZhongzhouNo．3【宋史研究】‘‘义利之辨"与北宋新旧党的对立熊呜琴(暨南大学文化史籍研究所，广东广州510632)摘要：在社会矛昏日趋激化的北宋中期，变法图强是当时士大夫的共识。然而，变法图强的理想却由于当时儒学内部存在的“学术不一”的现象而破灭，由此引发了北宋新旧党的对立。围绕王安石变法而进行的“义利之辨”，凸现了新旧两党在伦理道德与功刊关系问题上存在的具体分歧，也显示出“学术不一”给北宋中后期政局带来的恶果。关键词：义利之辨；北宋新旧党争；学术

2、不一中图分类号：K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3-_0l92_-05论史者恒以宋之党祸比于汉唐，实则其性安石之语云：“今人材乏少，且学术不一，一人一义，质不相同。新旧两党各有政见，皆主于救国，而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肯承听。”行其道。特以方法不同，主张各异，遂致各走极徽宗即位之初，大臣李朴在总结熙宁以来朋党之争端。纵其末流，不免于倾轧报复，未可纯以政争的原因时就说：“熙宁、元丰以来，政体屡变，始出一目之。其党派分立之始，则固纯洁为国，初无私二大臣所学不同，后乃更执圆方，互相排击。”那憾及利禄之见羼杂其

3、间，此则士大夫与士大夫么，新旧两党政见不同在何?全面回答这个问题，不分党以争政权，实吾国历史仅有之事也。是本文所能负担。本文仅试图以王安石变法中的在古代中国历史上，北宋新旧党争有着其独有“义利之辩”为中心，从“学术不一”的角度来分析北的特点。新旧两党指的是因王安石变法而分裂成的宋新旧两党的对立。两大阵营：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主张变法图强的所谓新党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对王安石新法的所谓旧党。上述所引柳诒徵先生的一番论述揭示了北宋新义利之辨由来已久，它是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伦旧党争区别于专制社会中以往历代朋党之争的不同理道德与功利关系问题的论辩。所谓义，一般指与

4、之处，其关键在于“各有政见”，“盖汉之党人，徒以礼制紧密相关的封建道德规范。所谓利，泛指利益，反对宦官，自树名节为目的，固无政策之关系。其与主要是人们的物质经济利益。儒家传统的义利观是之为难之宦官，更不成为敌党。唐之牛僧孺，李德裕“重义轻利”。孔子在《论语·宪问》中首先提出：虽似两党之魁，然所争者官位，所报者私怨，亦无政“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要求人们“见利思义”，策可言。固虽号为党，而皆非政党也。”则北宋新“义然后取”。此后，孟子发挥了孔子的重义轻利思旧党争本于“政见之争”也。这一点，身处其中的宋想，《孟子·梁惠王上》云：“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

5、人也是有所觉察的。《文献通考·选举四》曾引王而已矣。”苟子则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收稿日期：20o9一l0—24作者简介：熊鸣琴，女，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博士生。192“义利之辨”北宋新旧党的对立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党人士大多把社会动乱的原因归结为唐代三纲不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正，只重功利而不及义理。程颐云：“唐有天下，如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贞观、开元问，虽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风，三纲不世。”至董仲舒“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正，无父子君臣夫妇，其原始于太宗

6、也。⋯‘君不君，计其功”④的观点出现后，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臣不臣，故藩镇不宾，权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观”基本奠定。可见，儒家传统的义利思想有两个乱。”司马光亦指出：“汉氏虽不能若三代之盛王，层次，一方面主张义利两有，承认人们求利欲望的合然犹尊君卑臣，敦尚名节。”魏晋以降．“于是风俗日理性；另一方面，祟尚重义轻利，给生财取利的行为坏，人于偷薄，叛君不以为耻，犯上不以为非，惟利是进行道德评价；其中，后者是其强调的重点。因此，从，不顾名节。至于有唐之衰”。“不复论尊卑之儒家是“讳言利”的，非常重视经济利益的道德价序、是非之理；凌夷之于五代，天下荡然莫

7、知礼义为值，赋予经济活动道德评判的标准。执政者能否正何物矣。”在他们看来，如果不讲三纲，即使有治平确处理义、利关系，历来被儒者认为事关国家的治乱之世，也不足称道，因此治理社会必须以义理指导为安危。先。北宋中期，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兵弱、财匮、民困相反，王安石将功事不济作为唐、五代乱亡的主成为长期困扰朝廷的难题。严重的社会危机使变法因：“自秦已下，享国日久者，有晋之武帝，梁之武图强成为士大夫的共识。王安石主持和推行熙宁变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聪明智略，有功之主也。法，就是要解救北宋王朝内外交困的局面，达到富国享国日久，内外无患，因循苟且，无至诚恻怛忧

8、天下强兵的目的，因此理财是其变法的核心问题。但他之心，趋过目前而不为久远之计，自以祸灾可以无及的理财活动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