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臣十人兴周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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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乱臣十人”兴周考辨“乱臣十人”兴周之说,见《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苌弘曰:“何害?同德度义。《大誓》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兴也。”<1>《昭公二十四年》这里所引为《尚书·大誓》佚文。按春秋时代这种说法,“乱臣十人”对兴周和灭商无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该记载从《尚书》中散佚,战国以后人们对其具体内容已不甚清楚。汉儒训乱为治,认为这是指周之治臣周公、召公、毕公、荣公等人。这一说法,历代沿袭,至今仍在学界流行。然而,《大誓》是武王伐纣前会盟诸侯之辞的记载,当时周、召

2、、毕、荣作为武王同族旧臣,功勋并不突出,声名尚未显赫,难以用他们来号召众多的方国诸侯,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因此,从当时的特定背景和情理推断,传统注释并不可信。笔者通过梳理历代学者的注解,结合商末周初的相关史实考证,结果表明“乱臣十人”不是周之“治臣”10人,而是殷商“叛臣”10人。由于此事关系到商周更替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故申述管见如下,尚祈专家学者教正。一、传统注解的失误及其致误的原因分析“乱臣十人”的记载,多见春秋时期人引述。如《论语·泰伯》载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2>2487《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叔

3、孙穆子曰:“武王有乱臣十人。”<1>《襄公二十八年》二年君子曰:“大夫为政,犹以众克,况明君而善用其众乎?《大誓》所谓商兆民离、周十人同者,众也。”<1>《成公二年》上引《大誓》即《太誓》,又称《泰誓》。从当时引述的情况看,该记载在春秋时期尚保存在《尚书》中,因而其内容为人们所熟知。据汉晋以来学者引述及校勘,“乱臣十人”原本作“乱十人”,秦汉时期该记载已从《尚书》中散佚,至东晋伪《泰誓》编成,始增添“臣”字。其后从唐代开始,又出现了据伪《泰誓》增改《左传》、《论语》引文的情况,“乱十人”遂成为今天通行的所谓“

4、乱臣十人”。关于文字传抄过程中的这种变化,不难从下述事实中获知。首先,《史记·周本纪》引《尚书·太誓》不见该文,《左传》昭公二十四年杜注云:“今《大誓》无此语”,说明该记载在西晋之前的秦汉时期已从《尚书》中散佚。其次,据唐陆德明《论语音义》校勘,“予有乱臣十人”原本为“予有乱十人”<3>卷24《论语音义》,清儒考证《开成石经》亦无“臣”字<4>卷3《泰伯》,说明在唐代以前的古本《论语》中,“乱臣”一词原本为“乱”。又据《管子·法禁》引《泰誓》说“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伪《泰誓》载“予有乱臣十人”,可知“乱臣”

5、一词是东晋伪《泰誓》作者参照《管子》的伪撰<。5>1119、1214再次,从今本《左传》的记载来看,襄公二十八年所载“武王有乱臣十人”,“宋石经、岳本无臣字,唐石经于昭二十四年《传》及《书·泰誓》、《论语·泰伯》三处俱旁注臣字”<6>《襄公二十八年》,此即阮元《校勘记》所谓“宋本、宋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无臣字,与石经合。案石经此行止九字,盖初刻有臣字,后改正也。”由此可知,在唐以前的古本《左传》中亦无“臣”字。复次,从今本《尚书》、《诗经》、《左传》、《国语》的用词习惯来看,不见有“乱臣”一词,说明春秋

6、以前的古本《大誓》原文确为“乱十人”无疑。那么,这里的“乱”字如何训释呢?古人对此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训乱为治,认为“乱”指“治官者”;第二种解释训乱为理,认为“乱”指“共理天下者”;第三种解释训乱为不治,认为反义为训,即指治臣①。今人除综合旧说将其解释为“治理天下之臣<”7>1151外,又提出了两种新的说法:一说“乱”的原意是亲近,指“亲近之臣”<8>431;一说“乱”为金文“司”之误,因有“治”的意思,即指“治臣”<。9>85上述诸说,虽对“乱”字本义看法有分歧,但治官者、治理天下之臣、亲近之臣等说法,

7、实与“治臣”没有多大差别,可称之为“治臣”说。关于“十人”的解释,古今学者一般都认为主要是指周公、召公、毕公、荣公以及武王之母文母等人,也有以古史无明确记载,认为应当“阙疑”者<。10>卷7《有妇人焉》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古今学者看法基本一致的“治臣十人”之说,其中以《左传》杜注为代表,影响较大。为了便于说明传统注解的失误,不妨先将《左传》杜注列举如下。杜预注解“乱十人”,共有三处。其一曰:“乱,治也。”<1>《襄公二十八年》其二曰:“武王言我有治臣十人,虽少,同心也。”<1>《昭公二十四年》其三曰:“言周以

8、众兴。”<1>《成公二年》按此说,“乱”为周之“治臣”无疑,但“虽少”与“众兴”的解释,显然又自相矛盾。因为对同一引文“乱十人”来说,其涵义是一致的,不能说此处表示“少”,它处则为“众”。这个道理十分简单。换句话说,由于杜注未能正确训释“乱”字本义,因而其说不能解释“十人”与“兆民”数量相差悬殊,为何成公二年引文又同时称为“众也”?按成公二年注文,杜预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因而他辩解道:“万亿曰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