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辽代乐舞中的音乐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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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辽代乐舞中的音乐文化交流-音乐论文论辽代乐舞中的音乐文化交流杨育新[内容提要]契丹民族在辽阔的草原上，从数个游牧部落逐渐聚合成一个拥有独立政权，并建有固定城市的强大民族。在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辽统治者对中原文化的推崇和积极吸纳表现在音乐舞蹈方面极为明显。本文运用文献资料与考古发现互相印证之研究方法，从辽代的乐舞机构、乐舞的乐器与器乐、舞蹈元素等几个方面论述辽代乐舞中蕴含的重要音乐文化信息，即辽代乐舞在纵向的时间纬度上，对唐代乐舞的继承，以及横向空间维度中与周边民族的碰撞、交流，并总结出辽代乐

2、舞中的文化交流之特征。[关键词]辽代乐舞／中华正统性／承唐融宋／民族音乐文化中图分类号：J72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736(2015)03-0041-5根据《辽史·乐志》的记载以及笔者以往的研究结论，辽代乐舞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礼仪性乐舞，分别为雅乐、大乐、鼓吹乐等；另一类是娱乐性乐舞，分别为国乐、诸国乐、散乐等。纵观中国古代历史中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关于音乐舞蹈的记载，将乐舞分为本民族先祖所传之国乐，以及邻国外邦民族之诸国乐者，唯有辽代。辽朝通过直接继承以及通过后晋间接

3、继承了唐朝的音乐舞蹈成就。后晋“礼乐刑名，皆依唐典。宗庙之制，须约旧章”。另外，从《辽史》记载中看，国乐位列诸乐之首，足见契丹对本民族文化传统之推重，以及广纳周边民族文化之态度。一、辽代乐舞机构——中华正统性的认同与延续辽太宗耶律德光得幽云十六州后，“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辽代乐舞机构的设置见诸史料者，多为南面官制，而北面官制，即国制似过于“简朴”，只有掌管礼仪的敌烈麻都司见诸记载。据《百官志》记载，辽代礼乐机构为太常寺，官员有“博士、

4、赞引、太祝、奉礼郎、协律郎”。契丹灭后晋之后，“太宗自汴将还，得晋太常乐谱、宫悬、乐架，委所司先赴中京”。得自后晋的太常乐器、乐谱等为辽设立太常寺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典章规范。太常寺是我国古代自秦朝起掌管礼乐的最高机构，秦时称“奉常”，汉景帝时期改称“太常”，汉以后又改为“太常寺”，并一直延续至清末。辽代所设太常寺，正延续了唐代机构之名称，所设官职也是在唐太常寺二十余种官职（参看《唐六典·卷十四-太常寺》）中沿袭了五种，下署机构也只保留了唐太常寺十二署中的太乐署和鼓吹署，另设有法物库。其中，太乐署为掌

5、管音乐、舞蹈表演；鼓吹署，掌管军乐、法驾、朝会、杂礼、百官卤部等礼乐表演。《左传》中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祖宗的祭祀和军事征伐，对于一个新建立起来的政权来说，是稳固其统治根基的重要手段。“太常寺”在我国各个朝代中的延续也足以说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宗法社会，祭祀典礼的仪轨与管理的延续是证明该政权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因素。因此，辽国掌管祭祀礼乐和征战军乐的机构的设立沿袭至唐代。教坊为唐高祖所设，专门管理宫廷宴飨所用乐舞百戏。辽朝也从后晋继承了教坊的设置，后晋的典章制度、政策法令等一系列上层建筑皆依唐

6、典，在朝贺、宴飨等重大活动中皆“用唐礼乐”，甚至在正旦朝会中，用旧唐教坊乐工，设九部乐。辽朝沿用之教坊规模较大，辽太祖在接见后唐使者，当谈论到后唐皇帝李存勖耽迷享乐，以致误国身亡时说：“我亦有诸部家乐千人，非公宴未尝妄举。我若所为似我儿，亦应不能持久矣，自此愿以为戒。”。可见，辽太祖深知创业之艰，守成之难，在乐舞机构的建设方面避免过于冗繁。辽朝之教坊被广泛使用于各种场合，据《辽史·礼志》所载，在“吉仪”、“凶仪”、“宾仪”、“嘉仪”、“卤簿仪仗”等重要仪式典礼中使用。可见，教坊在辽朝受到相当的重视

7、，教坊人员所居地位较高，在典礼中的位置与其它臣僚相当。我们通过《辽史·礼志》的一段记载可见一斑：“拜日仪：……皇帝升坐。奏榜讫，北班起居毕，时相已下通名再拜，不出班，奏“圣躬万福”，又再拜，各祗候。宣徽已下横班同。诸司、閤门、北面先奏事；馀同。教坊与臣僚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夏的教坊机构——番汉乐人院，却被列于行政机构中的第五品，即末品。辽代教坊制度为金所袭，在重大典礼中亦有教坊人员与百官共起居，引起了大臣的不满，金熙宗皇统二年，宰臣上奏日：“自古并无伶人赴朝参之例，所有教坊人员，只宜听候宣

8、唤，不合同百僚赴起居。此段记载可以使我们了解到，虽受部分大臣的反对，金不仅承袭了辽教坊的外在应用形式，同时也承袭并认同了礼乐制度在国家政治制度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心理上对待宫廷乐官的尊重。南宋联合金国灭辽后，南宋使者许亢宗在金国见到了金承辽之教坊四部的阵容。“食余，颁以散三节人，乐如前所需，但人数多至两百人，云乃就契丹教坊四部也，每越做，必以十数人高歌，以齐管声出众乐之表，此为异耳。可见契丹教坊在当时影响较大。综上所述，辽朝将太常寺的名称、组织机构、官职等均因唐之制，说明辽朝在建国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