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在解放区的戏剧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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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丁玲在解放区的戏剧创作以小说创作蜚声文坛的丁玲，是应时代的召唤而涉足剧艺的。她的戏剧作品数量不多，现仅存四部，即：话剧《重逢》、《河内一郎》、《窑工》，以及电影短片文学脚本《战斗的人们》。此外，还有一个秧歌剧《万队长》，是1943年丁玲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根据一个学员讲的真实故事创作的。此剧只由中央党校秧歌队在南泥湾演出了两场，后来脚本遗失，未能保存下来。这些剧本，除《战斗的人们》写于1950年外，都是在1937年到1946年间创作的。她的这些剧作，虽说在思想和艺术的成就上逊色于她的小说创作，但在解放区的戏剧运动中却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产生过较为广泛的影响，特别是这些剧作所体现出来的现实主义的创

2、作精神和创作方法，对解放区戏剧创作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 　　丁玲是一位充满着时代意识的现实主义作家。早在20年代后期，她就怀着“极端的反叛情绪”⑴，创作了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虽说此时她还没有认识到文学的社会意义，但这篇小说的确是因为抒写了“时代的苦闷”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她在加入左联后创作的小说《水》，则标志着她的时代意识的升华。她开始自觉地将文学与革命事业，与广大群众的饥苦联系起来，弹拨出时代的音响。然而，丁玲真正地以自觉的意识来表达人民群众的心声，还是她到了解放区以后的事。抗日战争爆发后，她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在戎马倥偬中创作的大量的小说和散文，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3、和革命责任感，再现了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的伟大风貌，表现出十分鲜明的时代意识和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 　　从她的戏剧创作来看，这种时代意识和现实主义精神，体现得十分突出。她的这些剧作，既不像她写《莎菲女士的日记》那样，“因为寂寞”，“对社会的不满，自己的生活无出路，有许多话要说出来，却找不到人听，很想做些事，又找不到机会，于是为了方便，便提起了笔”⑵，谱写了一支“孤寂者之歌”⑶；也不像她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那样，因为她同那些农民“一起生活过，共同战斗过”，她“爱这群人，爱这段生活”，所以她“要把他们真实地留在纸上”⑷，留给读者，于是就怀着一种“眷恋”的感情，来塑造那些农民的形象。虽说她的这些

4、作品也充满着时代意识，但比较起来，她的戏剧创作则是出于一种明确的革命功利主义，怀着一个革命作家的社会使命感，以戏剧为手段来观照生活，思考时代和启迪现实的。对于戏剧创作的缘起，她曾回忆说：“在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央军委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任命我为主任。西战团除了写通讯报导以外，主要是各种形式的宣传演出，并且常常以话剧为主。这样我不能不参与选剧本、审查节目，或者动手写”⑸。显然，她的戏剧作品是由于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社会使命，怀着一种强烈的时代意识和革命责任感去努力超越自我，切近时代而创作出来的。因而她的这些剧作中，洋溢着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思想和感情，表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本质的时代

5、精神，贯穿着一种唤起民族斗争意识和坚定必胜信念的主旋律。 　　在抗战初期的舞台上，最为普遍的主题，就是揭露和控诉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疯狂侵略及其犯下的滔天罪行，反映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歌颂忠贞不屈，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气节，以及抗日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气概。丁玲最初创作的话剧《重逢》和《河内一郎》，以她对时代的感受，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从一定的角度和侧面表现了这个伟大的主题，适应了当时政治斗争、武装斗争和文化斗争的需要。 　　独幕剧《重逢》创作于1937年8月，是丁玲创作的第一个剧本。写的是革命女青年白兰被捕后，误杀打入敌人内部的恋人的故事。从题材上讲，基本上属于当时流行的“革命加爱情”

6、的题材，但作者在演绎这个故事时，注意到从时代的高度来审视题材，拓展题材，把一对恋人悲欢离合的故事同风起云涌的抗日斗争，同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的自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样就赋予了这个题材以深刻的现实意义。借助于这个特定的斗争环境，表现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为抗击日寇侵略，忠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不徇私情、大义灭亲的斗争精神，同时，作者还以这血的事实来引导人们认识抗日斗争的复杂性，以及采取一定的斗争策略的必要性。这个剧本所反映的抗战初期中华儿女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所揭示的主题意义，在当时是颇有代表性的，因而这个独幕剧不只是在延安、西安公演时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就是在国统区发表和演出时也反应强烈，博得

7、赞誉，甚至还被译成英文在印度公演，可见其影响之大了。 　　丁玲于1938年创作的三幕话剧《河内一郎》是一部以独特的角度反映抗日战争生活的剧作。这个剧本于同年7月由西安生活书店出版后，很快就流传到国统区，几个艺术团体竞相演出，还受到了茅盾先生的好评。 　　《河内一郎》最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它突破了一般反映抗日战争题材范围，通过一个日本军人的觉醒和反正，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