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生命体验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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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的生命体验与创作摘要丁玲是一个极具典型意义的作家，在现当代作家群中具有代表性她的文学创作反映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丁玲的文学创作和她的生命体验有直接关系。早期20世纪20年代，丁玲作为一个“娜拉式”新女性离开家庭去寻求女性主体身份，她从女性视角解读这个社会的不公平，对社会发出控诉，表现出对五四“个性主义”的追求；20世纪30年代，受到左翼文学的影响，丁玲在文学创作中加入“革命”元素，同时也表现出对个人立场的坚守；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专注于对国民精神的批判;新中国成立后，丁玲的命运大起大幅，从被文坛追捧，到被文坛抛弃批判，最终被扣上“右派”帽子，流放在北大荒；在北大荒期间，丁玲依然坚守个人尊严，体现了顽强的意志；在70年代平反之后，丁玲的创作完全迎合主流政治文化，早期的五四“个人”主义、“自由”理念在作品中已消失不见。关键词：五四“个人”精神；自由；革命；丁玲AbstractDingLingIsatypicalwriterrepresentativeinthecontemporarywritersofherliterarycreationreflectsthedevelopmentofChinesemodernandcontemporaryliterature,reflectingtheChineseintellectualsandthecomplexrelationshipbetweenpoliticsandliterature.DingLing'sliterarycreationsandherlifeexperiencehasadirectrelationship.Earlyinthe1920ofthe20thcentury,DingLingasa"Noratype"newwomenleftfamilytosoughtwomensubjectidentity,shefromwomenperspectiveinterpretationthissocialofnotfair,onsocialissuedcomplaints,performanceoutonMayFourth"personalitydoctrine"ofpursuit;inthe1930ofthe20thcentury,byleftliteratureofeffect,DingLinginliteraturecreationinthejoined"revolution"elements,whilealsoperformanceoutonpersonalpositionofadhereto;YananliterarySymposiumHou,SunasinsangganRiverShangfocusedYuonnationalspiritofcriticism;NewChinaestablishedHou,DingLingoffatebigupsharply,fromwasliterarysoughtafter,towasliteraryabandonedcriticism,eventuallywasbuckleShang"rightsent"hat,exileinwilderness;inwildernessduring,DingLingstilladheretopersonaldignity,reflectedhastenaciousofwills;in70generationvindicatedzhihou,DingLingofcreationcompletelycaterstomainstreampoliticalculture,earlyofMayFourth"personal"doctrine,and"free"conceptinworksinthehasdisappearedmissing.Keywords:MayFourth;""spirit;freedom;revolutionandDingLing目录TOCo"1-3"hzu摘要IAbstractII目录III引言1一、早期创作：五四启蒙下的放飞自我2（一）以女性视角来表现“个性”和“自由”思想2（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冲突3二、左联时期：创作转折期3（一）革命色彩的融入4（二）个人主义、自由思想的坚持4（三）《母亲》非革命题材中张扬个性思想5（四）“意外”与《意外集》5三、陕北时期：二重身份的矛盾5 四、解放区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光辉7（一）对农民的精神批判7（二）以“人”的视角对地主们施以同情8五、北大荒期间：自我尊严的坚守9六、平反之后：彻底的政治化道路10结语11参考文献12谢辞13引言关于丁玲的研究在1949年前主要集中于对丁玲作品的评价、以及丁玲的生平和传记的撰述方面，代表性的作品有：茅盾《女作家丁玲》、冯雪峰《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和《从<梦珂>到<夜>》等，关于丁玲生平的资料有沈从文《记丁玲》、秦林芳《丁玲评传》等。1949年后，丁玲的命运发生了大转变，文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评论，以及批判研究丁玲被打入右派的作品《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作品。70年代，对丁玲的研究出现了大量论文专著，研究视野范围也变得开阔，研究者多从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历史主义等多个角度进行探讨，例，严家《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旧案——重评丁玲小说<在医院中>》、钱理群《新的小说的诞生》等。目前涉及丁玲作品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1研究者多从性别意识鸡丁玲玲塑造的女性形象来进行分析。例，胡芸《试论丁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黄玉蓉《丁玲女性意识的演变轨迹》、王淑秧《从莎菲到杜晚香》等作品来研究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特点。2研究丁玲创作与左翼文学之间的关系。30年代，丁玲创作处于转型期，这是研究界的热点问题。最早的有茅盾《女作家丁玲》，以《水》为代表分析这一时期丁玲创作、思想的变化。3研究延安时期丁玲创作的特点，这一时期是丁玲创作既忠于自我，又忠于政治。严家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丁玲的创作个性》中对丁玲创作个性做了具体分析，表现出丁玲文学创作的大气。关于丁玲的研究资料十分丰富，研究者关注丁玲的生命体验和创作时，常把分成几个独立阶段，并对其分析评价，这样不易找出其中关联点，认识问题具有片面性。本文主要以丁玲创作某一理念和生命体验作为贯穿研究其一生的主要线索，以其创作理念的变化来反映丁玲的文学创作，文中会贯穿“五四”精神、个性主义、自由等中心线索。第一章主要论述20-30年代早期丁玲以女性视角对女性解放、女性自主性选择这一问题。早期作品中以女性为叙事主体，通过对女性爱情和自我权利的描写，来彰显女性生存困境与艰难追求。在追求自我时，社会和个人发生矛盾冲突，女性多以逃避或自杀方式来解决，这反映了男权社会下女性的困境。第二章30到40年代，丁玲在创作中加入了“革命”元素，此章探讨这一理念是否与早期个人主义、自由、五四精神发生冲突，丁玲是如何协调这种冲突的。丁玲此时期已经显示出“二重性”身份，革命话语加上启蒙话语已经在作品中交织，并且在政治领域不断凸显自我。第三章陕北时期丁玲的二重性身份进一步加深，但这一时期分前期和后期。陕北前期丁玲忠于自我，又忠于政治，本章主要探讨她的自我在这一时期是如何表现的；陕北后期，文艺座谈会后，面对政治压力，“个人主义”如何处理，本章主要从这一点探讨。第四章，通过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研究分析，探讨个人主义、政治意识、二重性身份在作品中如何表现。 第五章，50年代丁玲被打成“右派”，流放北大荒，苦难的开始，心灵的磨难，丁玲对这些体验做出怎样的表现，本章从这一点分析。第六章，70年代经过平反后，丁玲的个性主义在文本中已经消失不见，个人完全服从主流政治，彻底实践“文艺为政治服务”。一、早期创作：五四启蒙下的放飞自我女作家丁玲在文坛中一直以自己独有的姿态进行创作，早期创作深受五四“个性主义”启蒙思想的熏陶，湘西文化所赋予她的倔强、执着、任性的性格特点，都促使丁玲以女性的视角对中国封建社会进行探索、批判。丁玲自小深受父亲“自由”、“洒脱”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与五四启蒙思想相融合给丁玲早期创作带来了巨大灵感，就这样“莎菲”形象就诞生在丁玲笔下。丁玲的母亲是位开明、追求自由的女性，对丁玲的一切行动都给与支持。丁玲从小就和表哥有娃娃亲，丁玲一直想摆脱这门亲事，在母亲的帮助下，这婚约被取消了，丁玲“叛逆”、“自我”的现代个性精神，同封建势力斗争的坚决性在早期创作都有所体现。来自社会、家庭、文学书籍促使丁玲放飞自我，大胆做自己。（一）以女性视角来表现“个性”和“自由”思想丁玲在早期创作中就表现出忠于自我的精神。这体现在丁玲以“个性”和“自由”的思想来进行创作，五四“自由”之火一直影响丁玲今后的创作。1928年创作的《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丁玲以妓女的视角来表现女性对自我权力的追求，对自由的向往，我们更能从中体会到作者的人道主义关怀。文章中的妓女也有自己的人格尊严，她们并不为自己从事的行业感到羞耻，相反，她们感到自由、幸福、快乐。文中的阿英曾纠结“嫁人好呢，还是做生意好呢？”，她的选择无需别人来干扰，她有自主选择权。“她为什么定要嫁人呢？说吃饭穿衣，她现在并不愁什么，一切都由阿姆负担了。说缺少了一个丈夫，然而她夜夜并不虚过呀！”。[1]从阿英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丁玲通过女性视角来讴歌自由的表现。这种自由的体现更表现在女主人公对爱情的追求与憧憬，爱情可以使女人感到自我价值的实现。《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在凌吉士和苇弟的选择中，她认为“我要使我快乐”，丁玲以女性意识寻找女性自身的发展之路，这种意识是对男性占据爱的主导地位的反叛。莎菲渴望占有英俊迷人的凌吉士，但又厌恶他的卑劣，厌恶他不懂得真爱；苇弟又过于懦弱，莎菲需要的爱在苇弟那里得不到回应，只有当莎菲伤心寂寞时，苇弟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莎菲并不爱苇弟，她同情、可怜苇弟，莎菲最终谁也没有选择，陷入了爱的苦闷中。莎菲想让自己处于爱情的中心地位，她要做一位爱的强者，做自己的自由意志的女子，但社会往往扼杀掉她的这种思想。正如西方学者所说，“人的自由在于人的灵性。……在人与人的对话或来往中，人经验到他内心的独立和人格的自由。在某种场合的动作和反应都是出于他自己。”[2]从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理解阿毛和阿英的选择，她们的选择都是出于自我，她们要活出自我，追求自我，这会给她们带来了很大的幸福感。所以，没有自主选择权，何来自由一说。（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冲突 《莎菲女士的日记》、《梦珂》中的莎菲和梦珂她们自由恋爱，自由选择；她们时而快活，时而苦闷。她们是孤独无助的个体，在同强大的社会斗争后都以失败告终，通过这种失败作者对社会发出控诉，痛恨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个人主义是敌不过集体主义的，女性当时的社会地位低下，个人的一些诉求根本不可能得到满足。《梦珂》的背景是大都市上海，梦珂作为知识分子从县城来到繁华的大都市上海，她离开家乡只是因为新风尚的影响，作为怀揣着朦胧希望的普通女子，她向往真实、反对虚伪的性格使她一次次碰壁，一次次挣扎，梦珂万般无奈下选择做一名电影演员，放弃了自己的尊严，用华丽的外表下将自己无助的内心掩盖起来。此时的丁玲不满当时社会的黑暗，通过塑造梦珂这样的形象来向社会发出控诉和批判。不止梦珂这一女主人公最终走向颓废、绝望的境地，丁玲早期其他小说中的人物也这样，《日》中的伊赛和《他走后》中的丽娜、《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中的薇底，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描写，作者寄托了自己深沉的精神苦闷。孤单的个体同强大社会斗争必定会遍体鳞伤，以失败告终。二、左联时期：创作转折期在早期的创作中，丁玲以女性特有的姿态在文坛中取得了一席地位，受到了人们广泛关注。1919年下半年，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冲击下，丁玲的创作方向发生了转变，她在作品中加入了“革命”元素，《韦护》就是这一时期重要代表作。外国学者曾说“没有谁会否认个人有选择某些行为方式的自由。但是，事实也证明，这种选择的自由是有条件的，受到外部具体环境和固有的态度和价值观念的制约。”[3]丁玲受到胡也频左转思想的影响，才使丁玲创作方向发生了一定转变。1931年胡也频惨遭杀害，此时的丁玲孤独无助，举步艰难，她痛恨“专制”与“残暴”，同时她有胆有自己目前的处境，国民党是否会将她也杀害，此时他强烈地感受到自身的渺小，就在这一事件的推动下，丁玲走向了共产党这一大集体，走向了“革命”。这种无奈之举是迫于环境压力做出的，为了自保，她必须思想上靠近共产党，加入组织中。从“革命”意识去解读自己的作品。1928年丁玲加入左翼作家群，1932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丁玲完全投身革命和集体行列中。但这一革命因素并没有完全取代先前的现代个性思想，此时期原有的“个性”思想在一些作品中也有所体现，“革命”元素是迫于环境因素而加入作品中的，而现代个性主义思想是植根于丁玲骨血中的，两者在丁玲创作中并立，丁玲将两者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创作出很多优秀作品。（一）革命色彩的融入丁玲在这一时期的创作将“革命“带入了作品中，作品《韦护》是丁玲文学道路和思想发生转折的重要标志，当时社会中盛行”革命+恋爱“小说，社会中普罗文学运动正在勃发，为了适应时代，丁玲暂时将女性立场、个性主义、自由主义隐藏起来，文学创作逐渐走向阶级政治化道路。丁玲自己说：“稍后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我的小说很自然地随着中国人民和时代的要求而发生变化。”[3]在随后创作的作品中男主人公占主导地位，女主人公次之。男主人公都是社会英雄，他们果断、勇敢、意志坚定，投身于革命，舍弃爱情。丁玲创作《韦护》之后，革命意识进一步加强，并且很好的融入到自我创作中，作品显得更加革命化、纯粹化。用她自己的话来讲，“我把我的作风，从个人自负似的写法和集中于个人，改变为描写社会背景。”[4]所以，此时创作题材开始广泛涉及农村生活、城乡苦难，开始走向群众，大众化。由此诞生了《水》，它以当年发生的十六省大水灾为题材，描写了农民先于水灾、后与官府作搏斗的情景。这部小说得到左翼文坛一致肯定。（二）个人主义、自由思想的坚持《一九三0年的春上海》中美琳认为子彬的爱专制，觉得子彬无形中处处在压制她，“他不准她一点自由，比一个旧式家庭还厉害。他哄她、逗她，给她以物质上各种满足。但是在思想上他只要她爱他的一种观念，还要她受他所受的。”[5]美琳意识到这一点后她便开始反抗，在朋友若泉的帮助下，走出家庭、走进社会，参与到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另一方面来讲，美琳的这种选择也是对自由、自我价值、尊严的一种追求。美琳不甘做一位平庸的女性，她要自己发光发热，之前因为疯狂地爱子彬，所以放弃了自己的一切，甚至将她对生活积极进取的态度也抛弃了，但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她认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于是参与了革命，成为一名革命的女性。这迎合了左翼文学的创作要求，但深层次挖掘，会发现丁玲仍旧坚持个人权利的开拓，女性自主意识仍旧在其创作中凸显。（三）《母亲》非革命题材中张扬个性思想《母亲》时代跨度从晚清到辛亥时代，探索了辛亥时代女性的出路问题，作品中展示了“母亲” 曼贞那一代小脚女性寻求自我，追求真理的坎坷道路，这些女性是如何从封建势力中闯出来的，怎样去迎接自己美好的未来，作品并没有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来探索这一问题，只是从个性主义，维护女性尊严的角度来进行创作。作品中表现了“母亲”坚韧的意志，维护自我尊严、价值的坚定。在早期所坚持的个人主义、自由、女性意识并未被抛弃，只是处于次要地位。以“自由”为核心的“个性思想”仍然有所坚守。当“革命意识”占主导地位时，以“自由”为核心的“个性思想”仍顽强的活着。（四）“意外”与《意外集》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在此期间《意外集》诞生，3年的幽禁，脱离党组织，与周围的一切隔离，丁玲处于极度孤独、压抑之中，自己的情感通过文学创作来发泄表达。在此期间，由于所受统治环境发生变化（国民党统治下），创作方向有所调整，这可能也是出于无奈。《意外集》中多从五四“人道主义”角度来描写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其在转折期的“革命意识”已经无从发现，被迫回归到自我立场，表达个人意识。在被囚禁的日子里，内心的痛苦迫使他发现生活中处于不幸、痛苦的人们，将自己的不幸通过这些痛苦的人展示出来。自己不能投入到党的怀抱，处于“无政府”状态，所以鲜明的“个人主义色彩”在作品中展示。三、陕北时期：二重身份的矛盾1936年，来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为丁玲举办了欢送会，毛主席还为丁玲题词“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丁玲以“文人”、“战士”的双重身份活跃于“文”、“武”两条路线，为文艺活动的开展发挥了巨大作用。1936年，丁玲与其他人成立“文协”，来发挥文艺的战斗作用。1937年到938年丁玲两度从军，在此期间，丁玲出任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该团排练文艺节目，为抗日做宣传。这一时期丁玲充分体验了前线生活，所以政治思想更进一步融入了她的创作中，加之，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要求文艺服务于政治、工农兵，这就给丁玲的创作带来了影响，一方面忠于政治，另一方面又忠于自我。初到延安的丁玲创作了《新的信念》、《压碎的心》等作品，这些作品中早期的女性视野早已找不到了。《新的信念》中作为母亲和祖母的陈老太遭到日本侵略者的凌辱，她的孙女和孙子都惨死在鬼子手下，死里逃生的陈老太目睹了鬼子的暴行，开始四处控诉鬼子恶性。陈老太的愤怒将她的耻辱掩盖，她的仇恨必将引起大家的仇恨，最终引起整个民族的仇恨，唤醒民众。小说政治色彩浓厚，急于宣传民族救亡主题。陕北前期丁玲一方面忠于政治，另一方面忠于自己的内心，之前的女性立场并未被政治环境的影响而遗弃。她的思想始终受到了五四文学的影响。《我在霞村的时候》中贞贞的悲惨并不是被鬼子掳去的经历，而是来自村里人的流言和冷漠，这无疑给贞贞带来了巨大的心理伤害，正如鲁迅作品中的“看客”和“被看者”。贞贞为抗日所做的贡献村子人并没有在意，只是一味的拿她的贞洁说事，村里的妇女们都以自己的贞洁为傲，鄙夷失去贞洁的贞贞。令人欣慰的是，丁玲笔下的贞贞是顽强的、自我的，“我这样是为了我自己：也为了旁人，所以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对不住人的地方，也没有什么高兴的地方。”[6]“我可以重新再做一个人，人也不一定是爹娘的，或自己的。”[7]倔强顽强的贞贞决定要去延安，她的自我选择体现了作者对个性精神的追求坚持。《在医院中》陆萍急于改造她所处的大环境，没想到却受到了大家冷嘲热讽，作为一位新来者，陆萍具有一定的进攻性。她生硬地急于融入新的环境中，但这并不那么容易，事情远比她想的要复杂，“她竭力安慰自己，鼓励自己，骂自己，又替自己建筑着新的希望的楼阁，努力使自己在这楼阁中睡去。”[8]这新的希望的楼阁也就是自己对所处环境的一种期望。但是陆萍的这种期望并不被大家所认可，反而换来了关于她的很多闲话，没有人能理解自己。她被人们视为“怪人”，“被大多数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陆萍孤身一人与周围环境想斗争，作者借此讴歌了个性主义精神，用批判的眼光来探究周围社会的不合理现象。陆萍和贞贞身上所体现的顽强、个性精神都体现出在此期丁玲对个性立场的追求。贞贞离开霞村，去延安，陆萍要求再去学习被准许，两位主人公勇敢、顽强的精神也是丁玲自身的写照。在陕北前期，丁玲也针对国民性问题进行了现实批判，这都继承了五四“启蒙” 、改造国民劣根性的传统。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主要表现在对国民冷漠性、封建等级意识、愚昧的小农思维的批判。丁玲从五四“启蒙”角度来干预现实，在这些现实批判中，可以看到丁玲的战斗性，《“三八”节有感》中，女性在那个环境中所遭受的无声压迫，写出了延安女性的遭遇和命运。“她们在没有结婚前都抱有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争生活，她们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帮助“的蜜语下结婚了，于是她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9]《“三八”节有感》丁玲从女性角度进行构思解读，分析那个时代女性所遭受的压迫，女性“结婚”、“离婚”的话题被作者提出，对女性遭受的性别歧视发出控诉，在男权社会下，女性生存境遇的窘迫，地位低下，作者为此感到不平。丁玲在此时期较成功的处理了“革命”与“个人”的问题。在陕北后期，毛泽东对丁玲的创作作了不点名的批评，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流言，在此之下丁玲感受到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在批判王实味的斗争中，丁玲驳斥了王实味的观点，并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否定。她说“那些作品（过去所写的作品），我自己都不愿意再看了”，为了自保，丁玲对王实味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批判，这就将丁玲从危险中解放出来了。于是陕北前期所表现出来的“二重”创作很快单一化了。就这样，单一的“革命”意识开始占据中心地位。在左联时期形成，陕北前期仍延续的“革命意识”与“个性思想”两者并立的创作结构被彻底倾覆了。丁玲自觉投入到整风与运动，毛泽东强调文艺要为政治、工农兵服务，随后创作了《田保霖》、《袁广发》，开始了新的文学道路。《田保霖》中主人公田保霖从小生意人变成了人民心中的英雄，替老百姓办好事，忘我的革命精神。这就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推向极致。迫于政治压力，和来自毛文体的压力，丁玲将自己的个性思想打入潜意识深处，不让它显露在大众面前。事实上，这种“个性思想”是丁玲长久以来形成的思想基因，根本无法“清除干净”。从小受父亲、母亲和五四启蒙环境的影响，个性思想不可能彻底泯灭。迫于政治压力而被隐藏，也可能在政治压力弱化下，再次“流露”，这在随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四、解放区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光辉1945年10月，丁玲赴东北从事新闻报道工作。这次的工作就意味着她要离开延安。11月7日，丁玲辗转来到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张家界，在1945.10-1949.5，丁玲近4年的时光主要在华北解放区、东北解放区度过的。她的政治化意识得到进一步加强，不断强化自己为大众、为国家的创作观。另外，由于政治外力对文学创作的直接控制逐渐弱化，丁玲的“个性”思想开始重新流露，由于整风运动的作用，丁玲在较长时间内隐藏了“自由”思想，政治环境的放松，促使丁玲“个性思想”的复苏。这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得到突出表现。丁玲对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存状态的关注使我们看到了“五四”人文精神的光辉。但在坚持这一人文精神的同时，“革命政治”意识在作品中多有体现，“二重”性再一次表现在作品中。（一）对农民的精神批判作品的背景是土地改革，打地主，分田地，农民并不能真正的参与到土地革命中去，他们缺乏自主选择性，只是想通过土地革命得到些什么，这就和鲁迅笔下愚昧的阿Q很相似。农民的自主人格的是缺失，导致了她们不能认识到自身价值。土地革命后，农民物质上得到保障，但精神层面仍旧没有翻身，千百年来来，农民一直处于社会底层，他们不相信自己能掌握自己命运，认为自己的命运是命中注定，他们心中也有神一般的寄托。乡亲们向毛主席的画像鞠躬，表示要好好供着毛主席。这些行为固然表现了农民的淳朴，另一方面表现出她们内心深处的封建迷信思想，对自己命运缺乏深刻认识。丁玲另一方面还竭力表现农民身上所体现的国民劣根性，狭隘自私的小农观念，他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生活才会有保障。“农民么，农民本来就落后，他们除了一点利益以外，就不会感到兴趣。”[10]农民只关注物质上的利益，精神上的他们毫无意识，在物质方面，总想多拿点，多占点，生怕自己吃亏。“ 人们对恶霸地主的斗争容易一致，但对个人的得失上，总是希望太多，心事不定，都想能多分点。”[11]作者对农民进行了批判，农民对压迫者表现出来的“暴力意识”，这种意识是农民长期受到封建专制下心理扭曲的表现。在特定的环境下，受到地主阶级的压迫，农民不被当“人”看，同时农民自己也没有把自己当成独立的“人”来看。“土地革命”就是为了消灭地主，农民的机会来了，他们发出猛烈的进攻，在运动初期，他们担心地主是否能被真正打倒，但一旦真正打起来，农民就要求从肉体上消灭地主，表现出暴力情结。鲁迅曾深刻指出：“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当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12]这种暴力情结不仅体现在成人世界中，在未成年人眼中也有呈现，小孩由于受到了成年人的影响，在学校中对地主家的小孩进行暴力打击。这种暴力情结从小便在小孩心中扎根，对国民劣根性并没有什么改进之处，反而会不断蔓延百年。（二）以“人”的视角对地主们施以同情《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对农民劣根性批判的同时，另一方面对地主的描写批判的同时，施以同情。同时对“边缘人”黑妮的描写，深刻的刻画了土地改革中复杂人性，从正面来对这些人物的生存状态及其命运给予关注。在人物设置上，丁玲忠于自我，突出“真”，从“人性”的角度表现了自己的人性关怀。对地主形象的刻画中表现出对意识形态的追随，但这种追随使人感到丁玲对地主阶级的深深同情和怜悯。作者对侯殿魁的多处描写，让人感到她在无意识中流露出对这个人的怜悯之情。侯殿魁是一个靠土地生存的人，内心的生存意识表现在他对土地的守护上。作者并没有对他进行“恶”的描写，反而不经意地让他迸发出一点“善”来。在斗争文贵前夕，他还主动跑到农会去问“还要清算他不”，并表示如果村上土地不够了，他可以献出点地。这是他的自保之举，为了帮助自己渡过难关。土改之前，他还经常出来晒太阳，后来，就像“土拨鼠”一样，再也不敢去墙根晒太阳了。这并不是侯殿魁的本身性格，并不是罪有应得，他的命运与革命相联系，是革命下的牺牲者。同侯殿魁一样，李子俊也是靠土地生存的人，合作社主任任天华的担忧“这次把李子俊的土地拿了，他准得讨饭。他这个人连四两力气都没有。”[13]李子俊内心感到不平，但又没办法反抗。被环境逼迫的他在土地革命前逃走了。他害怕的要死，听说要拿他开刀了，家也不敢回了。作品中对黑妮的描写，与意识形态无甚关涉，对黑妮形象的描绘，脱离了特定的阶级斗争语境，偏离了历史事实。之一形象是丁玲内心美好的幻象。据丁玲回忆，当年，她在怀来搞土改时，看见过一个“在地主家里晃了一下”的小姑娘，于是她凭藉一刹那时间的印象和联想，哪一点火花创造出这么一个人物。黑妮的形象，让人不禁想起早期丁玲作品中的“莎菲们”，同莎菲们一样，黑妮也是个倔强的人物，既使在周边恶劣的环境下，也要顽强、勇敢的活下去，活出自我。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作者并没有像描写莎菲们那样凸显黑妮，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黑妮的喜爱，只是单纯的凸显环境下的“黑妮”，只是将黑妮当做普通人来表现。五、北大荒期间：自我尊严的坚守1958年，对《“三八“节有感》的再批判，张天翼称莎菲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她“身上连一点点五四青年在当时或多或少的那种进步气都没有了，有的是末路颓废的资产阶级气息”；“会议上所有揭露的关于丁玲思想言行的那许多材料”，则可以说是《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续篇。[14]然而丁玲并没有没达到，当有人在这场批判中以集体主义对其进行批判时，丁玲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和自由与那些批判者进行顽强斗争，她倔强坦然的辩证中，体现了灿烂的个性光辉。但是个人的力量是抵不过集体的力量的，丁玲被党抛弃了，被作为了“敌人”，曾经和丁玲有关联的人都被检查、处分。从1958年到1979年间，丁玲经受了各种磨难，走进北大荒，被囚禁，经历了农村生活，这都使她饱受灵肉之苦，成了一位受“左”的错误迫害时间最长的作家。丁玲参加劳动，孵化鸡蛋，住土墙茅房，已经60多岁的丁玲还要经受数次批斗，被关进“牛棚” ，这些都是对她的变相惩罚。肉体的折磨不算什么，在当时的环境中，人们的冷漠，看客的围观，更甚于儿子的疏远，这些使丁玲心里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丁玲是如何走过那一段历程的呢？丁玲自己也曾思考过生存还是毁灭。正因为对自我尊严的坚守，她不甘示弱，相信自己的命运是有价值的，从小所受湖湘文化坚强坚韧在此阶段不断迸发出来，就这样“五四”个性主义思想再次闪出迷人的光辉。在坚守维护个人尊严的同时，这一行为给丁玲的摘帽问题带来了困难。在农场养鸡劳动，部分群众和丁玲亲近，这些群众被批评，后来便不再与丁玲亲近。这一点使丁玲情绪低沉，反而质问书记“党对右派分子的政策是否有变？”这就使她失去了摘帽的机会，她坚守自我尊严和权利，同时又造成了对她尊严和权利的损害。主流文坛对丁玲的抛弃，丁玲深深感到自己是个有罪的人，在北大荒期间她通过写汇报和日记来进行赎罪，极力地向主流文化靠近，在自我的全盘否定中不断地认罪赎罪。她当时无权争取自我权利，也就无法发出忠于自己的声音。1958年丁玲从汤原农场向作协党组织汇报自己初到农场生活和劳动情况。她极力表达她生活的很愉快，很自如，并表示自己可以在这种环境中得到改造。六、平反之后：彻底的政治化道路在丁玲的一生中，她要发挥个人权利就必然离不开政治权利的行使，当时，丁玲已被打上“右派”帽子，个人权利必然的不到保障，丁玲此时放弃自我，为了寻求一种心安，夸张地表达，对党的追随，对自我的否定，这已经成为一种潜意识。70年代，拨乱反正的进行，使知识分子再次以独立的身份重返文坛，她们承续“五四”新闻学传统中批判现实的精神，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在文坛流行起来。相反，丁玲并没有顺从当时文坛的趋势，经历平反之后，丁玲彻底走上了政治化道路。《杜晚香》中已经看不到早期五四精神，女主人的性格多表现无私伟大精神，当时社会上广泛流行“伤痕文学”，《杜晚香》的创作显示出一定的落后性，早期对女性的命运的关注和独特思考，在此时创作的《杜晚香》中被否定了。政治化小说的写作在丁玲晚年创作中占据主要地位。结语丁玲作为一名具有强烈个人主义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在追寻自己创作道路中经历了多次身份的转换，多种生命体验，从早期崇尚个人主义到左翼时期的革命战士，再到新体制的文化官员，后以“右派被排挤出文坛”。这样复杂的生命体验带来了丰富的素材和教训，但每一次改变的背后都有对自我的坚守，这其中有主动因素也有被动因素。个人生存在大集体中，必然会有无奈和牺牲。丁玲以生的复杂经历真实地反映了现当代文学的转型和发展，在不同时期，丁玲的创作在寻求主体的同时都会保持对现实环境的兼顾，以一种警觉的态度在自我和革命、个人与集体中进行抉择，这表现了知识分子在追求自我的复杂心态。丁玲是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在追寻自我主体过程中陷入困境的一个典型代表，丁玲的内心有两个自我：政治的、自我的。书写政治时又无法拒绝五四话语，其内心世界中两个自我在不断斗争。参考文献[1]丁玲.《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子里》《丁玲文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2]（德）孙志文.《现代人的焦虑和希望》[M].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54页[3]丁玲.《为英文短篇小说选写的前言》《丁玲全集》[M].第9卷第215页[4]（美）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M].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第262页[5]丁玲.《一九0三年春上海》《丁玲文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117[6]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M].第179[7]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文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79[8]丁玲.《在医院中》《丁玲文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91页 [9]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M].1952年初版人民文学出版社第63页[10]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M].1952年初版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30页[11]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M].1952年初版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30页[12]鲁迅：《热风暴君的臣民》，《鲁迅全集》[M].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66页[13]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M].1952初版人民文学出版第36页[14]张天翼《关于莎菲女士》，《人民日报》[J].1957.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