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尊严的艰难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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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女性尊严的艰难追寻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女性的贞操和贞洁，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女性一旦失去贞操便被视为品行不端的异类。当代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和现代毕淑敏《女人之约》这两篇小说共同关注了女性在社会现实与历史传统语境中的尴尬困境，对女性身体与精神尊严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然而，关于女性尊严的追寻之路仍然“道阻且长”。　　关键词：女性尊严我在霞村的时候女人之约　　程朱理学所倡导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几乎奠定了中国传统观念中对女性道德苛求的基调。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女性的欲望始终处在被压抑的地位，尽管任何一个接受文明教化的人都会受到来自

2、历史、道德或者传统观念的束缚和禁锢，但相较而言，女性似乎总是要承受得更多一些。丁玲和毕淑敏透过复杂的人性，写出了女性这一性别本身所承载的沉重苦难。7　　《我在霞村的时候》的女主人公贞贞在战争中不幸被日军俘虏，沦为军妓，后又受边区政府的指派以慰安妇身份为掩护，刺探日军情报，她也因此得了严重的性病。身体饱受摧残的她在回乡治病时却备受乡亲们的道德指摘和人格羞辱，受伤害的少女以选择出走的方式对不公的命运进行了抗争。《女人之约》讲的是年轻漂亮的女工郁容秋因为生活作风不检点，受到同事的排挤和歧视。后来在工厂被三角债套牢，厂里发不出工资的时候，她主动请缨讨债并

3、与厂长约定，事成之后厂长当众向她鞠躬以示尊重。但当她使用种种办法包括“美人计”终于将债讨回，给工厂和大家带来利益后，厂长却违背诺言，郁容秋终于患重病在失望中死去。这两篇小说都以社会底层的女性为主人公，小说同样通过讲述一个忘恩负义的故事来写她们的善良品质和奉献精神，以及她们对自身尊严的执着追求。　　一、不是“圣女”的“圣女”精神　　社会地位低下的小人物贞贞和郁容秋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男性眼中的“天使”，甚至还背负着“破鞋”“大篷车”的恶名。但从《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女人之约》的故事构建来看，她们的所作所为又投射出圣女的精神，散发着圣洁的人性光辉。　　贞

4、贞原本天真烂漫，为了反抗包办婚姻，追求自由恋爱而出走。她在被日军掳掠之后，遭到了日本军人残酷的蹂躏。在这种情况下贞贞接受了边区政府的任务，传递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战争情报。她的身体成为双重利用的工具。后来贞贞患上了严重的性病回到家乡。她被糟蹋、被利用的遭遇没有得到同情，反倒招致令人难堪的非议，“听说起码一百个男人总‘睡’过，哼，还做了日本官太太，这种缺德的婆娘，是不该让她回来的。”“亏她还有脸回家来。”“在他人眼里，贞贞成为双重失节者：作为少女失去了贞操，作为中国人委身于日本人，失去了民族节操，后一种失节使贞贞蒙受更深重的压抑。”[1]贞贞和乡亲们一

5、样都是战争的受害者，然而在霞村的村民们看来她失身于人的罪过远远超过她为抗日战争所作出的贡献，或者说她的失身已然成为了她的原罪。7　　如果说贞贞的牺牲是被动受难的话，那么《女人之约》里的郁容秋则是一种主动受难。她自动自发地揭下女厂长的黄榜，主动请缨，受命讨债，使尽了一切伎俩，甚至不惜以自己的身体和健康作为代价，以致债款讨回了，她自己也病入膏肓了。同事们表面上对她恭敬客气，背地里却仍然看不起她，因为“这女人名声很坏，外号‘大篷车’。”“‘大篷车’很妖媚，是那种眼睛能抛出绊马索的女人。”郁容秋有风流的资本，而且她懂得利用这一资本，她想要赢得人们的尊重，

6、但是这种方式很快就会将她自己推到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在同事们的眼中她永远都是不光彩的，尽管她凭着自己的本事帮厂里解决了难题。　　女子具有男性所不具备的性资源优势，这一点早在中国古代社会就被发掘并加以利用，西施、貂蝉都曾以姿色作为工具颠覆了敌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异常看重女性贞操，文本中人们以冷漠和鄙夷的态度对待这些为了崇高的使命而失去贞洁的女性也就不难理解了。贞贞得了严重的性病回到家乡后，乡亲们只看到她失贞的事实，恶毒地骂她为“比破鞋还不如”，是没人要的“破铜烂铁”，谴责她“谁还肯要鬼子用过的女人”，极少有人来关心她所受到的创伤和打击。郁容秋为厂

7、里讨回了一笔笔欠款，解决了工厂的经济问题，成了有功之臣，走路腰杆笔直，神采飞扬，对以前所有看不起她的人都趾高气扬。郁容秋努力地追求作为女性的价值和尊严，并在为工厂献身中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但是这一切都被传统的伦理道德毁灭了，最终她得到的只是社会的嘲笑和女厂长的毁约。在丁玲和毕淑敏的笔下，“顶着‘不洁’之名的女性实际上是群体祭坛上的圣女。”[2]　　二、对尊严的追寻　　毕淑敏认为“7不要以为普通的小人物就没有尊严；不要认为女人的尊严感天生就薄弱于男人或人类的平均值；不要以为曾经失去过尊严的人就一定不再珍惜尊严。”[3]人的尊严是人高于动物的内在规定性

8、，是人的人格的确证。只有人才追求生命的意义，才如此看重精神世界的价值。在长期以男性话语为主导的历史语境中，身为犯有“行为不检”过错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