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的文学写作与流亡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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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萧红的文学写作与流亡体验  摘要:流亡者中的知识分子往往借助写作的方式寻求对自我流亡身份的认同、对自我无家情境中心理上“在家”的慰藉、对自己逃脱种种破碎、断裂生活状态的安抚。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文学洛神”的萧红,与其流亡的生命体验相随,其文学活动始于自我流亡,然亦终于自我流亡;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书写了属于自己的流亡话语,“流亡”成为其写作最基本的叙事动机和叙事主题。然而任何流亡话语都是一种隐含着多维度人的存在处境和精神处境的话语形式,个体的发声可以被看作是一类人的发声,从而使个体性的话语演变为公共性的话语,意识形态的话语。萧红在流亡

2、体验中的文学发生与文本表现,亦是如此。  关键词:流亡萧红文学发生流亡话语公共性话语意识形态话语  流亡(Exil)作为一个话语符号,它同时也意味着逃亡、畏避、放逐、补救以及避难等;作为一实体行为,它是人类个体或群体最悲惨的命运之一,与自己的根、自己的土地、自己的过去割裂,处于一种生命断裂的状态。作为人之个体或群体这样一种独特的生存体验,“流亡”按照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论观点,它不仅意味着“(流亡者)远离家庭和熟悉的地方,多年漫无目的的游荡,而且意味着成为永远的流浪人,永远离乡背井,一直与环境冲突,对于过去难以释怀,对于现在和未来满怀悲苦。

3、”[1]“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生存体验每每使得流亡者承受着巨大的肉体存在和精神情感上的双重创伤。这又即如萨义德所言说的另一句话:“11流亡令人不可思议地使你不得不想到它,但经历起来又是十分可怕的。它是强加于个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的不可弥合的裂痕:它那极大的哀伤是永远也无法克服的。”[2]流亡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生存论现象,无论中外,自古即有;而与之相伴相随的,就是对这种生存论现象的文字记载与叙述,即流亡话语。“流亡者在自己的家中没有如归的安适自在之感,……也没有真正的逃脱之道。……对于一个不再有故乡的人来说,写作成为居住之地。”

4、[3]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西奥多?阿多诺这样认为,而历史上的情境也高度验证了阿多诺此番言论的正确无误,诸如西方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荷马史诗《奥德赛》,我国先秦时期爱国主义抒情诗人屈原的长诗《离骚》,等等,不一而足。  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范畴中,有一个语词概念“认同”,它指的是“在主体间的关系中确立自我意识,并在普遍有效的价值承诺和特殊认同意识的张力中获得自我归属感和方向感的过程”[4]。对于处在流亡生存体验中的流亡者而言,其写作活动的终极目的即是寻求对自我的“认同”,以便在隐喻的意义上获得一种“在家”的感觉,一种生存论上的安全感和历史感。

5、更具体地阐述,这样的“认同”有三个层面的内容:其一,一种主体性的反思意识,在自我与他者的主体关系中生成,是一种自我否定、自我超越,最终扬弃他者、回归自我的过程。其二,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的需求具有生存论的意义,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归属感是将个体连结为族群的重要心理指向。这即如鲍曼所言说的:“‘共同体’意味的并不是一种我们可以获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种我们将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11[5]其三,一种社会化的结果,它会受到性别、阶级、民族、种族等话语的影响,也会被文化、历史、社会的想象所塑造。萨义德曾说:“人没有国家或一

6、个可以回去的地方,不被任何国家主权或制度保护,过去除了留下苦涩、无助的悔恨,别无意义,现在则无非日日排队、满怀焦虑地寻找生计,还有贫穷、饥饿和羞辱――凡此种种凄凉,我也是经由她而戚戚共鸣。”[6]类似于具有这样一类人的生命存在体验,都是流亡者的生命体验,这些人都会产生一种认同上的自觉。  因为对于大多数流亡者而言,“流亡”对他们来说绝对就是一种“格格不入”的精神处境;流亡者的空间是不确定的、开放的,他们既在群体之内,然而又在群体之外。相对于任何限定在边界内的社群来说,流亡者都是“熟悉的陌生人”。因此,流亡者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之中,一方面

7、怀乡而感伤,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7]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流亡者一方面既没有失去对自我“家乡”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另一方面也没有在新的不断变动的流浪环境中被完全同化而失去自己的认同意识。基于以上这些源与流,流亡者中的知识分子往往借助于写作的方式来寻求对自我流亡身份的认同、对自我无家情境中心理上“在家”的慰藉、对自己逃脱种种破碎、断裂生活状态的安抚。  一、流亡者萧红  “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从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里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11[8]说这番话的是萧红,一位

8、文学创作活动集中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女性作家。萧红对自己生命体验的此番言说,清楚地表明她具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身份符号标码:流亡者。从最初的1930年秋萧红因逃婚而首次离家,萧红即开始了自己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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