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氏文通》研究百年综说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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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马氏文通》研究百年综说一《马氏文通》出版至今，已整整一个世纪了。19世纪末叶，清政府极端腐败，当时的中国，“其见欺于外人也甚矣”。帝国主义的坚甲利炮，轰开了闭关锁国的中国之门，也震醒了中国人民，尤其是他们当中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马建忠作为当时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之一也在探索科学救国的道路，他认为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在于掌握知识的载体——汉语太难，难的原因是“隐寓”在汉语

2、中的“规矩”没有被揭示出来。这就使得国人“积四千余载之智慧材力，无不一一消磨于所以载道所以明理之文”。这样，要想与“达道明理之西人相角逐焉，其贤愚优劣有不待言矣”。马建忠精通拉丁语、希腊语、英语、法语等多种西方语言，又对中国古籍和中国传统语文研究有深厚功底，长期从事中、西语之间的翻译工作从而具有较为明确的语法观念，更重要的是他把撰写语法著作视为发展课题份量和难易程度要恰当，博士生能在二年内作出结果，硕士生能在一年内作出结果，特别是对实验条件等要有恰当的估计。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

3、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民族文化、振国兴邦的良策之一。加之马建忠还有一位同样精通西方语言、著有《拉丁文通》、并多年从事双语教学和翻译工作的哥哥马相伯可与商酌切磋。所以，经十余年的勤求探讨，马建忠终于完成了三十余万言的《马氏文通》。如果没有马建忠，中国语法体系的建立，恐怕会更晚一些。语法著作一经出现，随之而来的便是对语法著作的研究与评论，这种研究与评论，姑且称之为语法学批评。百年来的中国语法学批评，几乎是以对《文通》的评论为主线的。把这成

4、百上千篇的评论文章和著作汇集起来，真可称得上“《文通》学”了。《文通》既是第一部汉语语法书，也是中西方文化开始结合的产物，因此它首先受到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的热情称颂。即使对《文通》多所指责的书或文章也都对它的价值和开创之功给予肯定。杨树达《马氏文通刊误·序》云：“自马氏著《文通》而吾国始有文法书，盖近40年来应用欧洲科学于吾国之第一部著作也。”缪子才说：“鄙人对于《马氏文通》，钦其精博，谓作者心境极虚灵，而眼界极宽阔也。”《比较文法》称《文通》“是第一部沟通中西之大规模的创作，

5、所谓‘不废江河万古流’”。课题份量和难易程度要恰当，博士生能在二年内作出结果，硕士生能在一年内作出结果，特别是对实验条件等要有恰当的估计。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文通》出版后的十多年里，因其“文繁而征引旧籍多，今贤所束阁者，故不独喻之者寡，即寓目者亦已少矣”。可见《文通》曾一度受到冷落。语法学界真正对《文通》进行学术研究和评论，盖始于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而且这些评论，除了指责它以文言文为

6、研究对象外，主要是批评它机械模仿西方语法。这类批评，时断时续，绵延达半个多世纪之久。正如邢庆兰师所说：“较《文通》晚出的一些文法书，不管是讲古文法的也好，讲国语文法的也好，每出一部，几乎都要把《文通》骂一顿。”陈望道也说：“二三十年来，‘忆了千千万，恨了千千万’对于《马氏文通》体系的千万忆恨缠结也就从这一部书的出版时候开始。”《文通》长期被批评为“简单模仿”、“生搬硬套”等，推其原因有二：其一，《文通》确实模仿了西方“葛郎玛”，这是作者在《后序》中公然声明了的：“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

7、在。”马氏有许多地方模仿对了，如词类划分、句子成分的设定等都大体正确；也有些地方则模仿得不够恰当，如把“其”、“所”、“者”单独列为接读代字，是照搬西语的关系代词。如：“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按马氏的分析，“其出人也远矣”是个形容词子句，“其”是联接代名词，等于英语的who，“圣人”直接“从师而问”。这样分析，“巧则巧矣，但恐不合于说汉语的人的心理”。此外，把“皆”、“多”、“凡”等定为约指代字，“是受了法语语法的影响，因为法语的tout，plusieurs在用作主、宾语的时候都算

8、作代词”。还有，为汉语立“次”，是套用西语“格”的范畴。从这个角度说，人们批评《文通》模仿，可以说是事出有因、言之有据的。课题份量和难易程度要恰当，博士生能在二年内作出结果，硕士生能在一年内作出结果，特别是对实验条件等要有恰当的估计。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问题出在不该不分对错地一概反对模仿，不该以偏概全，把它局部的不适当模仿夸大为全部语法体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