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革命与变形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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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许诺与变形2012-06-0813:47导语：俄国革命的悲剧绝不能用过于相信乌托邦、过分执着于理想主义来解释，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的悲剧与权欲熏心者借乌托邦的外衣来谋私作恶是两回事，前者只是好事做不成，而后者却可以做成任何坏事金雁/文“社会主义”的提法和理论并非马克思所创建，从19世纪20年代圣西门、欧文等人提出“社会主义”并进行“小范围生态化”试验以后，人们对它寄予了太多理想主义的想象。社会主义是一个容量很大的概念，世界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模式和理论，但无疑都是人们对美好社

2、会和公正原则的向往。在为它奋斗的人们心目中，它是劳动者的政权，是各民族人们的乐园，它意味着更大的自由，更广泛的民主和自治，更公平的分配原则。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上层”和“下层”之分，没有上司和下属之分，在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294页）。一按照教科书的说法，“1917年十月革命在俄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革命前的理想主义在革命后很快就发生了执政党的实用主义蜕变。别尔嘉耶夫曾经深刻地指出这一点。他一

3、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提出批评，认为其中有很多乌托邦的东西；另一方面又指出，俄国革命的悲剧绝不能用过于相信乌托邦、过分执着于理想主义来解释，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的悲剧与权欲熏心者借乌托邦的外衣来谋私作恶是两回事，前者只是好事做不成，而后者却可以做成任何坏事。他说：“从一开始我就察觉到布尔什维克的道德变态”，就察觉到从平民知识分子这一支系传承下来的所谓“左翼”具有“比40年代的理想主义更多的利己主义”，列宁“共产主义的帝国因素比社会革命因素更强烈”，它是一种“伪共产主义”。别尔加耶

4、夫这样说当然并不是要以“真共产主义”自居，他其实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也是否定的。但是他一再强调的是，马克思与列宁决不是一回事。革命后在“一国社会主义”的招牌下，以清除外患为名的专政大棒落在了本国民众头上，步入正常的宪政轨道已经变得遥不可及。这种“强制社会主义”的落脚点是在强制上，而不是在社会主义上。在统治者的根基不稳、保住权力立刻就上升为第一政治动力的情况下，首先被清除的就是那些不通“权变”的理想主义者和乌托邦的虔诚信徒。正如别尔加耶夫所说，“布尔什维克主义形成的自我概念使它和它的母体西方马克思主义

5、明显的区分开来”，“被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像他们原来所说的那个样子”。这使我们想到我国流行的“两头真”之说。当年最真诚的理想主义者革命后（甚至革命中）首先被淘汰，并在炼狱中开始了同样真诚的反思。而革命后得势而且越来越得势的却是那些毫无道德底线的趋炎附势者，他们过去不择手段地谋权，现在则不择手段地谋利，过去谈不上信仰而现在也不知反思为何物。而革命后的俄国，执政党把人权、多元文化与党国体制的生存对立起来，把自由价值当作国家的心腹大患，认为人的自由就会威胁到合法性不足的执政党，精神层面的“多元”会对政权造

6、成危险。于是就把所有的人当作敌人一样防范，管理、压制、镇压变成为一种常态，对人实行“管、关、杀”，对言论和出版物则实行“查、封、堵”。1917年10月26日苏维埃政府上台第二天宣布废除死刑，几个月后（1918年6月）就又恢复死刑，而且“刑外杀人”泛滥得更厉害，其残暴远远超过了旧政权。这时当年马克思主义追求的那套自由价值、公民权、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等等所谓理想主义的东西、包括不久前列宁刚刚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描述的社会主义图景，都被认为是不现实的乌托邦。布尔什维克在合法性不足的状态下，变得越来越不择

7、手段了。对这一切，列宁其实在掌权前夕的一篇文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178-182页）中已有论断，该文第一次提出党要改名，不要再叫“社会民主党多数派”了。列宁尤其强调党名中不能用“民主”一词，因为“民主这个词用于共产党，已成为遮住人民眼睛的眼罩”，尽管列宁承认“主观上”“无产阶级群众最忠实地认为社会民主党人为领袖”，但是“客观上”我们的革命“是不能用真正民主的和约来结束的”。我们现在虽然有时还在讲“民主”，可是——列宁直言不讳道：“这种民主已经不成其为民主”。可怕的是如今已经弄假成

8、真，“群众已经习惯了，工人已经‘爱上了’自己的社会民主党”。请注意，列宁在这整段文章里都没有提到“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分类，也没有说他们的民主是假的或虚伪的、我们的民主才是真民主，或者比他们更民主。列宁在这里提到的民主、真正民主和不成其为民主都不带引号，也没有限定词。他只是明白无误地说：他们（那些“主观上”真诚的理想主义社会民主党人）要的是真正民主，而我们要的是“不成其为民主”的某种东西。他们的要求符合无产阶级的“主观”愿望，但我们则掌握了无产阶级“客观”的未来。哪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