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阶段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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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发展阶段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效应「内容提要」本文以近年来重新出现的关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影响的争论为出发点，分别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性质、国家增长要素的积累对外资吸收能力的作用、不同发展阶段对直接投资效应的作用特点等角度，分析了经济发展阶段与国际直接投资效果的制约关系强调发展中国家自身增长要素的积累对引进外资，增强外资效应的重要意义，并提出我国制定中长期外资引进战略必须考虑的基本因素。「关键词」发展阶段；增长要素积累外资吸收能力；直接投资效应多年来，《世界投资报告》对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作用一直持积极的

2、全面肯定的态度。但是，这种情况近来有所改变。1999年的《世界投资报告》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自身和外部的原因，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未必能够对发展中国家长期的动态比较优势产生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在世界经济的现实中不存在强制性的理由使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负有社会责任，发展中国家也缺乏迫使跨国公司行为符合自己的发展目标的谈判实力引进直接投资的效应取决于跨国公司行为与东道国发展进程之间的关系。④这些观点多少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引进国际直接投资（FDI）的增长效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笔者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作用

3、是随东道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而变化，其创造的效应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结构特征，而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增长要素的累积对此具有实质性意义。本文通过对发展阶段与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制约作用的基础和机理的探讨，指出在跨国公司影响日益扩张的今天，只有强化自身的基础，发展中国家才有可能通过国际直接投资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在理论上，较早把东道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与国际直接投资联系起来考察的是著名跨国公司专家邓宁（）教授。1981年，他在一篇题为《对不同国家国际直接投资位置的解释：走向一种动态的理论》的论文中，研宄了对外直接投资

4、阶段划分及其各阶段国际直接投资特征以及国际直接投资发展阶段推进的动因。②邓宁的理论提出以后，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但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新一轮国际直接投资浪潮的兴起，邓宁的国际直接投资阶段发展论又重新为人们所关注。除邓宁之外，具有影响力的阶段发展理论是日本经济学家小泽辉智（）的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⑧小泽辉智理论的最大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策略与我国的技术发展”（项目号：7016XX）阶段性研宄成果特点在于他强调根据发展阶段进行国际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必要性，同时主张跨国公司对外投资

5、要顺应后起国家的比较要素进行投资。除了邓宁、小泽辉智从宏观角度讨论发展阶段对引进FDI规模与国际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等问题外，更多的经济学家则从另一角度讨论东道国发展阶段对引进FDI效果影响。但是，他们没有用发展阶段这一术语，而是使用发展门槛(developmentthreshold)、社会能力(socialcapability)等理论概念讨论东道国的发展水平对FDI效果的制约。把社会能力引入对国际直接投资效应的分析，一般认为是对格申科隆(Gerschenkron)技术发展理论的扩展。格申科隆强调技术差距的大小为追赶技术领先者

6、创造了一个机遇，但这个机遇取决于相对落后的国家能否成功地模仿技术领先者。①阿布拉莫维兹(Abramovitz)进一步扩展了这一论点，认为实现缩小技术差距不仅取决于一个地区的相对落后程度，而且还取决于各国吸收国外新技术的“社会能力”。②阿布拉莫维茨和大卫(David)把社会能力作为国家的技术能力或竞争力的体现，③指出社会能力作为吸收、有效使用和创新引进技术的能力的基础，作为一国社会潜力的反映，是随经济发展阶段而推进的。发展门槛对东道国引进FDI效果的影响分析，主要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波伦史太因(Borensztei

7、n)、J.德格利戈里（Gregorio）和韩国大学的教授李正华（Leejong-wha）等人在《FDI如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论文中提出的。其核心观点认为，FDI能否具有高效率，取决于东道国的最低人力资本的储备状况，这构成了影响FDI效率的发展门槛；同时指出，如果东道国己经迈过了发展所必需的劳力技能和基础设施的门槛，伴随FDI的技术转移将会导致人力资本的扩增。④因此，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对于跨国生产而言是一个必须的前提条件。明确提出东道国发展阶段会对FDI的增长效应产生制约的分析集中在拉尔（T-ril1）一篇题为《跨国公司与

8、经济发/PC的文献评述。⑤拉尔强调的重点在于发展中国家从国际直接投资获得经济的正向效应所需要的条件和机制上。略做比较可以发现，拉尔的角度与其他人有很大不同：（1）一国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吸收能力取决于经济发展程度而所能创造的国际直接投资激励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2）从国际直接投资中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