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制需要一个“新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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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体制需要一个“新叙事”中国的选拔制具有开放性、竞争性和选贤任能的特点，能够兼容多样性、保障个人自由，并形成权力之间的制衡，因而是一种具有正当性的政治体制。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经济成就令世界瞩目。主流的观点将中国的经济成就归功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确立；1978年前、后30年的历史对比支持这一观点。但是，这个观点无法经受国际比较的检验。大多数发展屮国家都已经接受了市场经济，而且大多数国家也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敞开了大门，但是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实现了与中国相媲美的增长速度。对于中国的成功，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也许是一个必要条件，但绝非充

2、分条件。实际上，要想解释屮国的经济成就，还需要理解屮国的政治体制。党的政策冇利长期发展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在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中指出，进入21世纪之后，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政治的去政治化”，即党派界限趋于消失。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意识形?B就随着经济改革与社会变革而演变，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概念。在“三个代表”的旗帜下，党向各个阶层的人士敞开大门。党为各种利益表达提供了场所，通过党内的民主集屮过程，创造出各种利益的加总机制。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则转变成为一个“中性政府”。所谓中性政府，就是当不同社

3、会阶层或政治团体之间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能够选择中立的政府。换句话说，中性政府不会一直代表任何一个社会阶层或政治团体,更不会被任何政治势力所俘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性政府没有自身利益，只是这些利益不受分散的社会群体的利益所左右。因此，与持续代表一个特定社会阶层或政治团体的有偏政府相比，中性政府更可能采取有利于全社会长远利益的政策。只要对1978年以来中国的重大改革和政策变动稍加回顾，就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政府选择的是有利于长期经济发展的政策。即使这些政策偏向某些群体，那也是因为这种偏向有利于整体经济的发展。但是政策不

4、会永远偏向同一个群体；当环境改变的时候，党就会采取偏向其他群体的政策。独特的官员选拔制度“选拔团”理论由国外学者提出。“选拔团”是能够决定政府官员任用的团体。“选拔团”理论的价值在于，它为研究不同政体的学者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概念。每一个政体都面对如何选拔政府官员的问题；“选拔团”的规模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形式。在民主制屮，“选拔团”包括全体公民；在独裁体制中，“选拔团”由能够威胁独裁者统治的少数人或者少数几个家族组成。“选拔团”的性质决定了对执政者的激励机制，执政者必须要迎合“选拔团”的利益诉求。在民主制中，执政者愿意提供造福于大多

5、数民众的公共品；在独裁体制中，执政者只需要贿赂一个很小的“选拔团”屮的少数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个人或家族。“选拔团”理论的一个推论是，在非民主制中，执政者如果要继续执政，就需要贿赂“选拔团”中得势的一派。在这样的政体中，利益交易是王道，执政能力没有任何意义。“选拔团”的这些结论显然都不适用于中国，但其研究方法值得借鉴。与西式民主制不同，中国的政府官员是党任命的。因此，他们对党负责。在这个意义上，党就是中国的“选拔团”。但是党和国外学者定义的“选拔团”有一个重耍的差别：它不是由一群人构成的，而是由党的选拔制度构成的。这套制度始建于上世纪

6、80年代，并在之后的30多年中不断完善。2002年，这些制度被总结为《干部任用条例》，经过2014年1月的修订，这个文件改称为《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这个条例详尽地规定了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考核选拔程序。由此可见，屮国共产党的选拔任用制度是程序化和制度化的。这套制度将中国的政体与其他政体区别开来。研宄表明，制度化程度是决定国家经济表现的重要因素。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成就也许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屮国共产党的制度化。因此，用“选拔制”来称呼屮国的这套政治体制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在己有文献屮，一些研究表明，关系对屮国官员的升迁有很

7、大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在运转良好的民主制中，关系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当一位美国新总统上任的时候，他会更换超过2000个政府职位，能够得到职位的新人都是和他有关系的人。比关系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能力是否是决定官员选拔的一个关键性标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一个政体就退化成了裙带政体，很难获得正当性。许多研究表明，能力的确是中国选拔制中的重要选拔标准。考虑到经济增长是党在相当长时期里的工作重心，官员选拔把发展经济的能力作为关键性标准，就不足为奇了。有研宄发现，GDP和税收增长显著地提高县级官员的晋升概率，对市级官员的效果也比较显

8、著。为适应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回应大众的要求，党也在尝试建立更加全妞的干部考察制度，将其他指标加入到考核体系中。选贤任能使得中国的选拔制不断吸引有抱负的年轻人进入体制，增强了民众对现行制度的信心。构建“新叙事”当代中国体制的最人挑战之一是其传统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