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论五四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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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论五四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论文关键词：五四运动女性文学女性意识论文摘要：五四女作家群体在她们的作品中表现了鲜明的女性意识。五四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体现在三方面:对旧家庭制度压抑女性的抗议，对新旧交替时期女性困境的揭露，女性群体意识的唤醒。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说道：“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1]，其中“一间屋子”象征写作环境。五四运动既是一场社会政治运动，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思想领域的启蒙运动为女性创作提供了“一间屋子”。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第一代女作家应运而生，如陈衡哲、谢冰心、庐隐、石评梅、冯沅君、凌叔华和苏雪林等。这些女作家对女性自身的问题表现出了高度关注，正如杨义所说：“妇女题材是她们心灵世界的聚光点。陈衡哲的小说集《小雨点》（她只有一个小说集）共十篇小说，有六篇是写妇女的。冰心的小说接触面较广，但她写得最好、影响最大的还是妇女题材的小说……庐隐的小说写女性的占了她作品的百分之八十。凌叔华的《花之寺》和《女人》集的十八篇小说几乎全写妇女。石评梅的作品，现在看到十几 篇，有九篇是写女性的。冯沅君的三个小说集，除《劫灰》中有一两篇不是纯粹写妇女的，其余作品都以描写新旧女性的生活和命运为主”。［2］本文将深入五四女性文学文本中，对其中的女性意识进行分析。一.对旧家庭制度压抑女性的抗议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通过对旧家庭观的的猛烈攻击，旧家庭制度在理论层面上虽已失去了存在的正当性，但在实践层面上却仍然岿然不动，依旧延续着对女性的箝制功能，特别是对于中下层女性，尤其如此。在苏雪林的自传体小说《棘心》中，主人公杜醒秋的母亲便是旧家庭制度的受害者。她写道：“惟有那做婆婆的，终日与媳妇厮守在一起，旧式妇女，多不读书，不明大义，气量又比男性天然来得仄狭、自私、琐碎、喜于猜忌，她对于一个媳妇，若感觉不满意，磨折起来，那简直是附骨之疽，疗之不愈，剜之不可，一直要挨到那做婆的两脚一蹬，那做媳妇的才有出头之日……醒秋的母亲，便是这种不良家庭制度下牺牲者之一。但她自十六岁嫁到杜家起，一直到现在‘大衍之庆’的年龄止，始终是她婆婆跟前一个没有写过卖身契的奴隶，没有半点享受，没有半点自由。”［3］由上可见，醒秋的母亲便是大家庭结构和家长专制的牺牲品。醒秋对母亲的深情里饱醮着同情，这种感情贯穿着她人生的重大选择。作为引领时代潮流的新青年，醒秋艰难的求学既是为理想的圆满，又是为改善母亲的生活状态， “那时我的愿望并不大；只望学成之后，在教育界服务，每月有一二百元的进款……便将母亲从乡下接出来，住在上海，雇个细心女仆伺候她。”作者将小说命名为“棘心”，是取《诗经•凯风》中“棘心夭夭，母氏劬劳”之义。她以旧家庭的反叛者的姿态欲废去包办婚姻，但预料到这一举动将使母亲代受其“过”的结局，“不过祖母的咕哝，叫母亲怎受得下?这一位家庭里的‘慈禧太后’对于这个饱受新思潮影响、满脑子充塞革命观念的醒秋，固毫无办法，对于那多年绝对服从她的媳妇，则仍可控制自如。她是要透过她的关系压迫孙女的”。为了母亲，醒秋放弃了毁婚的念头，她感到：“我终不能为了一己的幸福，而害了母亲！”[3]由此可推断，若不是对母亲的同情与爱怜，醒秋可能会选择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醒秋之母的遭遇不是特例，而是那个时代的家庭女性共同的命运。作者在这里所要表达的，不仅是醒秋对母亲的敬爱之情，也是对那些在旧家庭里忍辱负重的所有女性的关怀与同情，以及对旧家庭制度的强烈不满。石评梅在《董二嫂》一文中讲述了“我”回家省亲的一段见闻。“我”沉浸在“穆静慈爱的环境”中，突然隔壁传来一阵女人“惨呼哀泣”的声音，打听得知是董二在母亲的怂恿下笞打董二嫂。董二嫂“是给咱挑水的董二的媳妇，她婆婆是著名的狠毒人，谁都惹不起她;耍牌输了回来，就要 找媳妇的气生。董二又是一个胡涂人；听上他娘的话就拼命的打媳妇”。[4]“我”热衷于女性解放运动，欲劝说董二娘因家人曾经尝试此法，反遭诬陷，故叫“我”放弃了努力。过几天得知了董二嫂死的消息。这事使“我”震惊：“‘十年媳妇熬成婆’，大概他们觉的女人本来不值钱，女人而给人做媳妇，更是命该倒霉受苦的！因之他们毫不干涉，看着这残忍野狠的人们猖狂，看着这可怜微小的人们呻吟！是环境造成了这个习惯，这习惯又养了这个狠心。”家长专制和夫权统治仍像绳索一样牢牢地套在广大女性的颈脖上，一个女性生命在家庭暴力中消逝，政府和周围人“视若罔睹”、“听若罔闻”，“董二嫂死了！不过像人们无意中践踏了的蚂蚁，董二仍然要娶媳妇，董二娘依尽要当婆婆，一切形式似乎都照旧。”[4]在既存的性别制度和家庭制度下，董二嫂的遭遇也是中国女性的普遍遭遇。一.对新旧交替时期女性困境的揭露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人们是带着旧的社会关系去迎接新的观念。许多男性此前因袭传统习惯，在家已娶妻生子；而在外求学或工作期间，感受新思潮的影响，又不满于既有的婚姻，渴慕与新女性自由恋爱，于是就酿出了一幕幕为另寻新欢而休妻弃子的悲惨故事。女性小说在讴歌自由恋爱、反对没有爱情的婚姻时，也对那些被抛弃的女性寄予了关怀与同情。石评梅在《弃妇》中，讲述 了表嫂被弃的故事。表哥家是一个专制的旧家庭，表哥结婚后到上海读大学，爱上一个女学生，于是要求与表嫂离婚，并写信向“我”解释此事。“我”的嫂子得知此消息后，责备表哥，“表哥也太不对，他不会为这可怜旧式环境里的女子思想;他只觉着自己的妻不如外边的时髦女学生，又会跳舞，又会弹琴，又会应酬，又有名誉，又有学问的好。”[4]在石评梅的另一篇小说《林楠的日记》里，“我”__林楠在家养老抚幼，丈夫琳在外工作，夫妻俩恩爱情深，“我日夜盼望着琳的归来。他终于归来了，可是这次态度冷漠,举止反常：“我情似水，怎奈君心如铁，从前那样温柔深爱的琳，近在咫尺远若天涯。”原来他爱上了女大学生钱颐青，“我”十分痛苦：“上帝呵!我没有伟大的力量，灭熄我心底的悲愤之火。但是琳有个力量逼迫他，离开我，遗弃我，令我的生命沉落。这种局面一布置，我自然是一个最痛苦最可怜的妇人。”[4]“我”成为弃妇，“维系我幸福的链子断了，我将向黑暗的深洞沉落下去。”在这两篇小说中，集中表达了对弃妇的同情。弃妇作为新旧交替时期的特殊群体，承受着新旧两种文化的箝制。一方面,她们受到传统性别角色的限制，甘居家庭，通过为媳、为妻、为母来实现价值，充当了旧时代的牺牲品；另一方面，她们又被新女性所排挤，成为新时代的弃妇。时代的前进已不容她们躲进传统观念和生活中寻求庇护，而现代观念和生 活方式又将她们抛离，新旧文化的双重压迫造就了她们可悲的命运，在被弃后找不到生命的支点。但她们在现实中的被弃并没有导致在女性作品中的被弃，女作家们以敏锐的眼光和自觉的女性意识关注这一社会现象，同情之余为她们立言，为她们呐喊，为她们寻求出路。林楠的好友黛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女性，劝林楠道：“时代已经变了，而且你也是师范毕业的学生，受过相当的中等教育，犯不上真个屈伏在如此家庭中过这样的痛苦的日子。”［4］顺应时代，迎赶时代，才是弃妇的自救之路。一.女性群体意识的觉醒此时期的女性作品中还表现出了女性群体意识的觉醒。在庐隐的小说《秦教授的失败》中，秦教授的母亲，一个饱受丈夫多妻苦楚的女性，诘问丈夫：“哼，世界上就是你们男人是王，我们作女人的应当永沉地狱，对不对？”“莫非凡是女人，都要让她受这种龌龊气吗？”［5］以全体女性的名义大胆地向传统性别观念、多妻制度宣战。凌叔华在小说《女儿身世太凄凉》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感慨，“中国女人太容易叫人糟蹋了”，“女子没有法律实地保护，女子已经叫男人当作玩物看待几千年了”。［6］这些女性都是旧制度和观念的牺牲品，都有着悲苦的命运，但她们并不哀叹自己的不幸，也不谴责某一个给她们带来不幸的男人，而是着眼于女性全 体，质疑性别观念和制度本身，表明她们已具备了女性群体意识。更重要的是，她们还萌发了以女性群体的抱团合力来改变女性处境的愿望。在庐隐的小说《蓝田的忏悔录》中，蓝田说：“我如果能与世界全女性握手，使妇女们开个新纪元，那么我忏悔以前的，同时我将要奋斗未来的。”[5]这说明女性已从沉梦中醒来，去追逐解放的光芒。女性的女性意识是女性解放的前提条件。五四女性小说中凸显出的女性意识，既反映了少数精英女性具有了女性意识，也激发和唤醒了女性群体的女性意识的复苏，在中国女性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参考文献：[1]（英）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M].上海:三联书店，1989:2.[2]杨义.杨义文存[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05.[3]苏雪林.棘心[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3-4,159.[4]石评梅.石评梅散文小说选[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247,248-250,436-437,528-533.[5]庐隐.庐隐散文小说选[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392,393,378. [6]凌叔华.爱山庐梦影[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