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刘知几评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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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析刘知几评二体至左丘明之《左传》，司马迁之《史记》成行于世，中国封建史学便有了两种成型成熟的写作体例，即编年体和纪传体。然而，因个人偏好不同，二体优缺各界，致使后继史家多有争论舍弃。至唐时，刘知几愤而作《史通》，艽在《二体》篇中第一次周详而概括地总结对比了两种体例的优缺之处，为后继致史者提供了阅读认识上的方便。在《二体》篇中，刘氏以断代《汉书》代表纪传体，荀悦《汉记》代表编年体进行比较，论其得失。刘氏认为编年体有“系HD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继”、“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被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

2、无重出”三处优点。就是说，刘知几认为按照吋间顺序来叙述历史，保持历史事实在时间上的连续性是编年体的第一大优点。同时，编年体在同一时间内部分中国外夷，依实记入则是编年体的第二个优点。更为重要的是，编年体有记事详备，无重复记录有的优势。同样的，刘氏认为编年体有“贤士贞女，高才俊地，事当要冲者”方能“目于衡而备言”；而“迹在沉冥者”，则“不枉道而详说”的遗漏。刘知几相继列出“绛县之老”、“杞梁之妻”的列子说明“事当要冲者”“备言”的事实；继而又以贤者柳惠，仁者颜回被《春秋》拒绝的事实证明事未当要冲者，不能“彰其

3、名氏”的编年缺漏。简而言之，刘知几认为编年按照时问顺序记荥历史，历史事件与人物在一个时间段上记录清楚，没存重复是其优点；而记载之时以是否“事当要冲者”为考量，导致许多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不得收录则是编年体最为不足的地方。在论及纪传体的优缺之时，刘知几则以《史记》为例。他指出纪传体“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屈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综括遗漏。”至此“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于一体，“顾隐必该，洪细靡失”。什么意思呢？刘知几认为纪传体记事全面，少有疏漏，该记载的必定都能收录，而这就是纪传体最大的特点。而刘知几认

4、为纪传体有两大缺失。第一是纪传体“同为一事，分在数篇，相续相离，前后屡出”，使读者阅读时极为繁琐，不便。比如刘氏举例项羽和高祖刘邦的事迹相互混杂在《高祖本纪》和《项羽传》中，往往令读者很混乱。及专题的第二个缺点则是纪传体为归纳类似的历史人物而创的类传上，刘知几认为这样不顾时间顺序的逻辑任意编排，导致了“后生濯而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的后果。在整个史书的内容布置上实乃不妥。往往还会使初学史之人产生不知哪个为先，哪个在后的误解。比较毕两种体例各自的优缺之后，刘知几在接下来的著文里就要比较两种文体的受捧程度了

5、。通过历朝历代历家的著作状况，刘知几也只能以“互有得失”來概括两种体例至司马迁以来平分秋色的结果了。最后至文尾，刘知儿根据前文所叙，认为二体之争，欲废其一，亦难亦不可行。二体“各有其美”，方能“并行于世”历代各家只不过偏好一方，自守一体罢了。纵观刘知几对两种体例的评价，不难看出两种体例的优缺之处是如此的明显。其评价虽大致不差，却也频繁疏漏。为此，笔者将在下文一一指出。首先，从两种体力所记录的内容来看，尤其是从记录的历史人物看，不论是编年体还是纪传体都右“事当要冲者”方能“H于衡而备言”的缺点，而不仅仅如刘

6、氏所说，只有编年体如此。其中，编年体一般以皇帝年号为时间线索，以历朝历代皇位更替最为历史叙述的推进方式，以各朝各代兴衰故迹，佐以王侯将相名士加以补充丰富。虽历时线索清晰，却总离不开王公贵族的身边事，手中利；虽有社会现象的一些记载，难免关系的是王朝的威严和气象；虽提供历史的借鉴，终宄还是揭示王朝衰落的规律为后即王朝的参照教训。北宋司马光修撰的《资治通鉴》宣告编年体的最终成熟，却也免不了“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政治目的。由此可知其内容，自然还是脱不了“事当冲要者”的窠臼。从而产生如刘氏文中所述的贤如柳惠者，

7、仁如颜回者皆不得录得缺憾。同样地，纪传体作为封建史学的官方正史，乃免不了有此一漏。虽太史公首创纪传体裁之时，收录了许多貌似与政府无关紧要的游侠，名士等，但在内容的分量上远远不够。同时，纪传体以本纪为纲，实际上与编年体以皇帝年号为序同出一辙，丼历史叙述的中心，还是沧海一粟的王侯将相。当然，作力今人，本不因过分指责古人。历史发展同万物一样，有其本身的内在规律。古时的环境决定了古时的认识，出类拔萃的刘知儿也只能在历史的困囿里爱莫能助。封建时代的历史题材，宣扬的不会也不可能超出封建时代的范围。以王侯将相为中心，宣

8、扬英雄史观成为必要；为封建王朝制造合法的理论根据，宣扬君权神授的天命观，“虚美隐恶”便成为必要；为巩固封建专制统治，宣扬“正统”便成为必要；为维护封建通知的等级秩序，因事立H，褒贬人物便成为必要...所右这些，都是封建时代里的伟大史家----刘知几无法逾越的珠穆朗玛。刘知几因此也就无法站在更为高远的角度去批判二体对农民起义的污蔑，去批判二体对社会史、环境史等的遗漏和不足，去批判二体几乎完全忽视人民大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