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对左传的发覆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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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代对左传的发覆和研究经今古文之争,是汉代乃至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一桩着名公案。但时下许多教材或着作,却常常对之作绝对性的判述。在称今文经学“迎合统治者政治需要,着重章句推衍,结合阴阳五行灾异和刑名学说来附会经文的微言大义”,“与谶纬结合,内容空疏荒诞”之后,又说古今经学如何“追求对经书的正确理解,多从切实弄懂文字训诂、名物典制入手,力图达到对思想内容的准确把握”,“质朴可靠,斥纬书妄诞”。[1]一个是“通经致用”,一个是“通经识古”;一个是章句繁多,一个是单纯训诂;一个是谶纬五行,一个是质朴可靠。这样俨然是两大阵营

2、两条路线的斗争,变成一种公式使人们习以为常,却把两汉复杂绵延的学术流变史图式化、简单化了。说古文经学不讲“通经致用”,那么其代表人物刘歆推出《周官》(《周礼》),使之对王莽改制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这又是什么?汉儒解经,分训诂与章句二途。训诂仅单纯解释字形和文句音义,章句则剖章析句,具文饰说,汗漫无所止。钱穆先生说“章句即所谓家学也”,昭宣以下始有。经说章句,在汉代较普遍,今文经学如公羊、谷梁二家均有章句,古文经学亦难免俗。《汉书·刘歆传》:曰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传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

3、,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在“章句繁多”之流弊上,经今古文二家只有数量上的区别。范文澜着《中国通史》说:“古文经学又一特色是反对谶纬。”这主要是由于东汉桓谭、王充等古文经学家不信图谶,容易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而实际上正如祝瑞开先生所说:“古文经学本身并不直接反对谶纬,譬如刘歆本人就是一个大谶记家,后来的班固、贾逵等也都善于推说谶记。”“古文经学家也宣扬天人感应神学,也多穿凿附会。”[2](p246-247)王莽借用符命谶纬,大搞夺权活动,刘歆积极参与其间,这是不争的事实。从理论上看,刘歆在《七略》中说:《河图》、《洛书

4、》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灿然着矣。在这里,刘歆没有把孔子视作史学家,也没有把“六经”之一的《春秋》视作历史着作,而是归于能推演天人之道的神圣之物。刘歆作《三统历》及其指导理论《钟律书》,皆本阴阳五行以立论,易历结合,易律结合,以声引义,与流行于谶纬中的思维模式完全一致。由此金春峰先生说:“刘歆争立古文而与其他今文经学家的斗争,完全不具有后人所概括的两派对立与学风对立的意义。”[3](p471)为了加强这一认识,我们更应

5、该注意《汉书·五行志》的有关记载。班固《序》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揽仲舒,别向、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傅《春秋》,着于篇。班固之所以在《汉书》中用相当大的篇幅来作《五行志》,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河图》命庖,《洛书》赐禹,八卦成列,九畴攸叙。世代shí①宝,光演文武,《春秋》之

6、占,咎征是举。告往知来,王事之表”。即利用古籍主要是《春秋》中记载的灾异实例来为当时的政治需要服务。在此书中,《春秋》三传的三位代表人物,即《公羊传》的董仲舒、《谷梁传》的刘向和《左氏传》的刘歆被他特别加以注意,并且他们三人对灾异的解释,也都被班固在《五行志》中平行地罗列。如《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记载“壬申,御廪灾”这一事件,《五行志上》说:董仲舒以为先是四国共伐鲁,大破之于龙门。百姓伤者未瘳,怨咎未复,而君臣俱惰,内怠政事,外侮四邻,非能保守宗庙终其天年者也,故天灾御廪以戒之。刘向以为御廪,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藏以奉

7、宗庙者也。时夫人有淫行,挟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庙……刘歆以为御廪,公所亲耕籍田以奉粢盛者也,弃法度亡礼之应也。鲁国储藏祭祀用粮的仓库发生火灾,对其原因的解释尽管三位大师各有不同,但归之于“天之戒应”却是共同的,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学风模式并无本质区别。对于董仲舒、刘向两位今文学家我们无需多说,而对于治《左传》为主的刘歆的经学思想却有进一步辨析的必要。下面我们将以《左传》为例,以窥测古文经学出现之后对汉代学术流变的实际影响。二《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是一部记述了春秋240年间盛衰兴废的优秀的编年史。但是,

8、关于它的身世来历,千百年来却又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成为学术史上一桩难于解决的公案。一直到今天,关于它的书名、作者、体例和编定年代等问题,大家都还有不同的看法。有关史书对《左传》最早的正式记载,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其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