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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方摩崖书法研究综述一、南宋三大家遗桂摩崖书法形成的历史背景及书体特点南宋动乱的政治背景与生活的种种磨难,对于张孝祥、范成大同时兼文学家与书法家身份的官员来说,已心身疲惫,当其居于经济、文化贫乏的桂林时,当地壮丽的山水风景对他们无疑是一剂最好的精神良药。其任职于桂林时,注重自然旅游资源与人文景观的建设,题碑留名,创作出有别于其传世的其他书作的摩崖书法,诠释书家心中的“意”趣之美,提高当地的思想修养与教育文化。(一)范成大:尚“端庄典雅”之“意”范成大(1126-1193年),字致能,号石湖居士,汉族,平江吴郡(郡治在今江苏吴县)人,南宋诗人、书法家。“在摩崖题刻方面
2、,可以浯溪题诗和桂林诸刻等为代表”[2]可见,范成大在桂林遗留的摩崖书法是其艺术生涯中重要的一个阶段,也可以说是范成大在政事之外,借书事将诗学作为抒发情感的手段。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称“余尝评桂山之奇,宜为天下第一”,[3]表明桂林山水曾给范成大带来无限惊喜与艺术灵感。他以一个文人的身份游历山水间,借书艺表现情感。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范成大出知静江府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在桂林四年间,热衷风景建设,摩崖题名,存世4件摩崖书法:《复水月洞铭并序》、《壶天观铭并序》、《碧虚铭》、《鹿鸣燕诗并记》。范成大与张孝祥一样把书法仅当作是闲暇之事,并不像陆游那样把
3、书法和时事政治联系在一起。其书如其人品性,谨厚端严。前3件作品较似,书风端庄典雅,运笔浑圆苍劲,结体谨密,点画厚重沉着;但也刻意抛开颜体某些具有代表性的笔势特征,于平稳中求真意,既不张扬也不内敛。后1件《鹿鸣燕诗并记》较活泼,整体风格受杨凝式行楷书影响,用笔流美遒劲,气度清劲雅丽。上述4件作品分别是范成大47岁与48岁之作,正是其书法创作的活跃期,从颜体中汲取营养,结合自己的书学审美观,表现出平和质朴而不纵放的艺术特色,对研究其早期、后期书法起到一个过渡作用与重要的承接价值。同时由其楷书中常带行书笔意的特征,也顺应了宋代流行行楷的书风特征。范成大似以无心的翰墨游戏成
4、就他独特的书法特色,以沉稳守气势,以平和胜奔放,以“端庄典雅”的风度传承北宋“意”趣之美,为其晚年居于石湖时书法风格的成熟作了重要铺垫。(二)张孝祥:体格浑然天成、气度洒脱豪迈如果说范成大创造了他在桂林摩崖书法“端庄典雅”的风度,那么张孝祥则表现出豪迈放纵的书法特点。尽管张孝祥留桂的诗数远胜于石刻之数量,但其正是借这种文学形式来抒发思想感情,与范成大一样能够将高深的文学修养融入其书作中,表达中年时劲健的楷书特色及豪迈的个性。张孝祥(1132-1169年),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历阳(今安徽和县)人。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以张浚为首的主战派失势,张孝祥受到牵连被
5、贬为静江知府,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张孝祥在桂林仅一年(1165-1166年),遗桂存世摩崖书法6件:《朝阳亭诗(三首)》、《朝阳亭记》、《等刘仙岩题名》、《题刘仲远像赞》、《张安国冷水岩题名》,另有一件拓本传世李曾伯刻《张孝祥千山观》,从这几件作品可看到其学书“法颜字”类的风格,及米芾奇逸纵放的意趣之美,脱去了早期的拘束感。据方爱龙论其早年书迹:“书法气象豪纵,庶几与颜鲁公碑版书迹相近。”[4]可知张孝详前期书作还未完全脱帖,当然后期作品已从颜体中升华,更多汲取米芾书风的形态与奔放的气势,如存世作品1157年作的《临存帖》等。由此看来桂林这几件摩崖是他由颜体之博向
6、米书之意过渡与超越的作品,如《朝阳亭诗》(图5)和《朝阳亭记》(图6),将颜体与米书突出特点完美结合在一起。其中《朝阳亭记》更显狂放劲挺,动感较强,更近于行书体,笔画伸张,尤其强调掠、磔笔画的张势。二者都带有较突出的隶书笔意,圆润流畅;行笔无刻意雕凿,筋骨停匀,质朴大方,似信手拈来,其笔力雄浑豪放,苍劲超然,与石刻内容诗意化风格水乳交融,气度豪迈。张孝祥将自己的心境借诗抒情、借书法遣兴,将“意趣”之风表现得淋漓尽致,自然天成又不乏工整、拙势之趣,印证了世人对其“文章过人,尤工翰墨”、“书法以真而放为世人所钦服”等评论。“他徘徊在‘尚法’和‘尚意’的书风之间,追求自己
7、的书法风格。”[5]张孝祥颜体的宽博、隶书的通畅平缓、行书的流动等各体特点完美地结合,故而其作品能自成一家风范,体格浑然天成,气象洒脱豪迈,正如其词的意境———“自然凌驾于天地万物之上,气势奔放地飞向理想美的境界”。桂林山水美景的触发是构成他创作书法艺术的心理要素,表现为书艺中的精神特质。(三)陆游:“意”境清远“纵观南宋一代,似乎从来没有谁能像陆游那样把书法当作理想和生命的一部分,更没有谁像陆游一样对自己的书法能传诸后世而坚信不疑。在陆游的一生中,书法是他仅次于文学的艺术沙场和理想寄托。”[6]陆游(1125-1210年),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在桂林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