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附理论的发展历程和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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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附理论的发展历程和新进展卡多索把“发展”界定为“资本的积累及其对生产体制分化的效用和影响”。卡多索和法莱图看到，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国内市场和资产阶级的国际化。“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同时伴随的是私营民族产业、国外部门和公共部门三个经济部门的有分化的扩张。从政治上说，“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需要掌握这些经济部门的利益群体之间建构一种相互关系的系统。这些研究使得传统的“依附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把停滞模型建构（modelsofstagnation）推向对依附性发展（depende

2、ntdevelopment）的分析。结合卡多索对“发展”与“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的看法，埃文斯作了发挥，创造了“依附性发展（dependentdevelopment）”这个标签[5]（p10）。认为“依附性发展”既包括资本的积累，同时也蕴涵着边缘地区的一定程度的工业化。“依附性发展”是依附的一种特例，其特征是国际资本和国内当地资本的联合或结合，国家也积极参与其中，三者的联合是依附性发展的基本因素。依附性发展早在传统的依附时期和“出口型增长”时期就已经在一些国家发生了。它不是依附的反动，而是依附和发

3、展的结合。也并不是说所有的的边缘国家都能达到依附性发展的阶段[5]（p3132）。经过五年的调查研究，埃文斯以巴西为例，展示了“依附性发展”的一个案例。他把巴西50、60年代的经历放在长远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论述了巴西是怎样从20世纪初期“传统的依附”演化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依附性发展”的。在那里，60年代发展起来的跨国公司、地方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尽管存在一些冲突，但三者的联盟业已形成，从而提供了当地工业化的社会结构基础。在利益、权力和资本等方面存在差异的三方联盟，促进了当地的工业化，参与其

4、中的精英人物们受益很多，却把普通大众排除在增长带来的好处之外。相对于古典的“依附理论”来说，“依附发展理论”促进了这一领域的更具开放性的经验研究。根据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看法，“核心—半边陲—边陲”的结构不会改变，但一个国家或社会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是可以改变的，边陲国家可以升为半边陲国家甚至核心国家，同样，核心国家也可能下降为半边陲甚至边陲国家。处于半边陲地位的少数国家就能够成功地实现依附性发展[6]。但对于传统的依附理论的几个关键设想来说，它仍然是墨守成规的。依附的事实仍然被看作基本上是受到抑制

5、的发展战略。在埃文斯关于巴西的讨论中，发展的外部限制谈得很清楚：依附发展只有从较大的帝国主义体系中获得支持才能存活。要知道依附发展是否总体上成功，必须根据跨国公司的投资意愿和国际银行家们扩大信贷的意愿，与古典依附相同，依附发展最终将达到极限，即如果没有来自中心国家的联盟，所谓的“巴西模式”是不可能存活下去的[5]（p329）。根据上述“依附理论”从“古典的依附论”到“依附性发展论”的演化过程，笔者鉴别出了60、70年代这一理论的几个主要原则：第一，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被纳入扩大了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促

6、成了农业生产或原料交易出口的专门化，也促成了这些主要出口部门和外国资本及市场之间的协调性联系。第二，依附对于经济质量有不利的影响。第三，虽然这种纳入带来了短期发展（因为初期的生产和雇佣利润得到了实现），但从长远看，持续依赖中心地区的市场、资本和技术会造成抑制发展的力量，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面向中心地区市场的生产和对于中心地区技术、资本及生产要素输入的经常性依赖，会造成国内经济的结构性畸变。第四，无论是“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还是“依附性发展”，有赖于第三世界政府和当地社会实力的增强。第五，“

7、依附性发展”的受益者是跨国公司（或外国经济实体）、当地政府和地方工商界精英，而不是普通老百姓。“依附发展论”在中国的应用：结语和讨论相当多的研究者认为，依附理论主要适用于拉丁美洲国家，不具有普遍性。众所周知，依附理论者大部分是拉丁美洲学者，也有非洲国家的，如阿明，但没有一个是亚洲国家的。由此，国内有学者认为，依附理论是以拉丁美洲和部分非洲国家为蓝本而建立的，如果它对拉丁美洲还具有一定说服力的话，那么将它简单套用到不发达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是不合适的。日本学者小仓充夫批判依附理论忽视了地区差异：弗兰克

8、为首的依附理论大都是以拉丁美洲为基础的，它将拉丁美洲的特点过于一般化了。但严立贤的论述和批评均没有涉及到依附理论的后期进展，小仓充夫的批评也仅仅是针对弗兰克而言，两者都没有提到卡多索、法莱图和埃文斯的“依附发展论”，更没有对后者做出评价。如果他们的立论成立，即“古典依附论”不具有普遍性，不能简单地套用到亚洲国家，“依附论”的新近发展——“依附发展论”则未必然。笔者认为，虽然“古典依附论”不能简单地应用到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实践中去，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可以为“依附发展论”提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