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制度, 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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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A@ccer.edu.cn、CEA@ccermail.net2002年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3非正式制度、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InformalInstitution,SocialCapitalandEconomicDevelopment王廷惠·王廷惠，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广州市行政学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转轨理论与现实问题，作者感谢汤在新教授的有益指导，当然文责自负。通讯地址为：510070广州市先烈中路99号；E-mail:wth2000@163.com，电话020-81680821或013501547686。摘要：非正式制度是制度体系不可或缺的构成内容，是正式制度产生、发展和有效运行的前提，是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作为社会资本的非正式制度是决定经济绩效的关键变量，对经济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制度演进的内生和渐进特点，使得非正式制度的演化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至关重要的问题。只有结合包括非正式制度在内的社会资本存量状况，构建促进经济发展的合适社会资本，我国现代化进程才有望取得持续进展。关键词：非正式制度社会资本经济发展Abstract:Aspreconditionofthedevelopmentandeffectiveoperationofformalinstitution,informalinstitutionistheimportantsectionofinstitutionalsystems.Beingcrucialcontentofsocialcapital,informalinstitutionreallycountsindevelopingeconomy.Theendogeneticandgradualfeatureofinstitutionalevolvementmakesinformalinstitutionbeanimportantissueineconomicgrowthandsocialdevelopment.OnlybasedontheanalysisofChinesetraditionalinstitution,canweconstructoursocialcapitaladvantagethatwillpromotetheprocessofmodernization.Keywords:informalinstitution;socialcapital;economicdevelopment研究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是经济学的重要课题，而有关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在制度经济学那里已经有了相当深度的拓展。但是，将非正式制度作为正式制度的基础与前提，并结合社会学关于社会资本的有关研究，探讨经济发展和改革过程中的制度构建，似乎仍然有相当的研究空间。一、非正式制度：决定交易效率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变量1、合适的制度安排：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统一制度是多人世界的行为规则，是“社会中个人遵循的一套行为规则”Schultz,TheodoreW.,"InstitutionsandtheRisingEconomicValueofMan",AmericanJournalofAgriculturalEconomics,50(December1968):1113-1122.，用于支配特定的行为模式与相互关系。柯武刚和史漫飞认为社会中个人遵循的一套行为规则，人类相互交往的秩序基础，必须“依靠各种禁止不可预见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规则”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32.，即制度。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构建人类相互行为的约束，是在资源稀缺的环境中为了节约交易费用从而更有效地利用资源而出现的，是人与人之间长期博弈的结果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17.13 。制度是具有协调功能的规则和规则集，其本质在于行为的高度可预测性，即提供相对稳定的预期，由国家规定的正式制度和社会认可的非正式制度共同构成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一书中指出，制度是由一系列正式约束（FormalConstraints）、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InformalConstraints）及其实施机制所构成。参见：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A].姆斯·A.道、史迪夫·H.汉科、阿兰·A.瓦尔特斯编著.发展经济学的革命[C].黄祖辉、蒋文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09.。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非正式制度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设计和供给的一系列规则，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的等级结构，从宪法到成文法，到具体的细则，最后到个别契约，正式制度具有强制力。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由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组成，而意识形态和习惯处于非正式制度的核心。意识形态是节约认识世界费用的有效工具，也是人力资本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变迁[A].R·科斯、A·阿尔钦、D·诺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331.和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新制度学派将文化作为制度的载体(Scott,1995),社会学中的新制度学派更加强调文化和文化限制等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影响。作为正式制度的形成的基础和前提，非正式制度通过对正式制度的补充、拓展、修正、说明和支持，成为得到社会认可的行为规范和内心行为标准。合适、有效的制度安排必定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有机统一。强调个人和市场本位的盎格鲁-萨克逊文化背景产生的理性选择泛式，将制度和文化看成是既定的，是解释泛式的外生变量。在一般人眼里看来，传统泛式中，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同对整个社会的判断存在着紧张关系。实际上，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非正式制度作为社会约束的积极作用已经受到肯定。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市场需要某种道德情感。大卫·休谟认为，合适的道德行为或者“道德情操”、“同情心”会支持新的经济活动方式。埃德蒙·伯克认为，“市场根本就不能运转，除非获得了先在的‘惯例’……‘文明’和植根于‘绅士精神’和‘宗教精神’之上的‘自然保护原则’的支持”参见迈克尔·武考克.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一种理论综合与政策构架[A].郗卫东编译.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58.。早在30、40年代，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拉尼、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哲学家卡尔·曼海姆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人类行为的动因问题，他们反对把个人简单地理解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者，认为个人行为的目的不仅要满足自我的物质需求，还要获得社会的认同，其行为是在历史文化和制度的背景下作出的理性选择，受到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体系等非正式规则潜移默化的影响。60、70年代兴起的新制度主义研究倾向，弥补了理性选择理论忽视制度的缺陷。道格拉斯·诺斯不仅关注正式制度对人的选择行为的影响，而且指出应该分析包括观念、文化、意识形态在内的非正式制度，认为“正式规则的变化，尤其是产权方面的变化必须由相应的非正式规则的制约和有效实施相补充才能带来所渴求的结果”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A].[美]姆斯·A.道、史迪夫·H.汉科、[英]阿兰·A.瓦尔特斯编著.发展经济学的革命[C].黄祖辉、蒋文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21.。诺斯甚至将制度初始选择的差异归结于意识形态或文化的差异。非正式制度往往比正式制度更能决定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水平，如果不考虑非正式制度安排，正式制度的存在没有任何意义。实际上，制度只能作为正式部分和非正式部分的整体来理解周业安.关于中国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J].经济研究,2001,7:25、26.。2、非正式制度内生演化的源泉：节约交易费用亚当·斯密及其他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公司进行社会分工的前提是具有相同的价值体系与观念，将社会分工看作是非正式制度内生、演绎的结果。阿马蒂亚·森认为，亚当·斯密“对悲惨现实的关注、他所强调的同情心、伦理考虑在人类行为中的作用，尤其是行为规范的使用，却被人们忽略了”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2.。哈耶克认为，“要想让自由有良好的表现，不但需要强有力的道德标准，而且要有一种特定类型的道德标准”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M].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62.13 。非正式制度是历史积淀与文化演进的结果，是正式制度形成的前提，正式制度是外显的、嵌入非正式制度当中的。与器物文化相比，非正式制度处于文化的最深层次，变化较慢，是人们通过试错（trialanderror）的学习过程自生自发演化而来，需要长期缓慢的生长和培育。不同于器物文化和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内在的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决定了其较低的可移植性前社会主义国家移植西方国家的正式制度，在到迄今为止的有限观察来看，是不能算成功的，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缺乏西方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有效的非正式制度基础。俄罗斯对休克疗法改革方式的放弃，也是意识到直接和快速移植西方的正式制度代价太高因而进行调整的合适选择。。按照哈耶克的理论，社会秩序是社会成员相互作用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需要某种规则来形成和延续。而规则本身是一种共同知识，社会成员通过遵守规则以弥补理性的不足，从而减少决策失误。分散的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相互作用通过难以计数的博弈而形成的规则为“内部规则”，是人们在交往过程中自发产生的有助于交易实现的有效制度安排。社会成员遵从内部规则的指导，遵循自然演化的规则，相互之间形成互动关系，并从中演化出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哈耶克认为，这种内在规则不仅是指市场，而且还包括法律、道德等一般性的和普遍适用于人类社会的规则，包括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内的所有的规则哈耶克对制度内生性的分析，涵括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演化过程，关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相互关系，显然也有清晰的思路。。正是通过这些规则，当事人之间在互动中相互影响，形成“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市场是人们能够进行重复交换和交易活动的机制。交易费用是制度的源泉，制度的产生就是出于降低交易费用的需要，出于人们进行行动协调的现实需要。非正式制度正是“使得人们在每天进行交换时不用随时随地精心思虑交换条款”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A].[美]姆斯·A.道、史迪夫·H.汉科、[英]阿兰·A.瓦尔特斯编著.发展经济学的革命[C].黄祖辉、蒋文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13.演进过程的产物。合适的非正式制度能够有效地节约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具有帕累托改进的特点。包括习俗、惯例在内的非正式制度，是人们社会活动与交往中的一种演进稳定性、一种博弈均衡，大致是通过自生自发的路径型构而成的。非正式制度包括哈耶克所理解的那种在人们重复交往中出现的习俗，表现为一种事态、一种结果、一种情形的“自生自发秩序”，对成员的各自行为有一种自我强制性规约，以确保有关信息的确定性；同时习俗的常规性一旦经由长期驻存而变成一种显俗，变成一种大家都遵守的惯例，其对市场的运行能够产生规范与约束作用，即惯例成为在市场中不断进行着重复交易活动的参与者的共识，惯例就成了市场运行的一种纽带、一种保障机制，一种润滑剂，种种惯例构成了市场运行的基础，是市场运行的自动平衡与规制系统。在自生自发的秩序下，人们才能有信心地与他人进行有序地交往，人类才从霍布斯世界的人人是强盗的、野蛮的或未开化的社会过渡到文明社会。正是因为存在自生自发的非正式制度及在此基础上的正式制度，人类社会才与其他动物群体区分开来。非正式制度是节约交易费用的机制，正如阿罗所言，“我呼吁人们注意社会活动的不太明显的形式：社会行为的规范，包括伦理的和道德的准则。我认为，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它们是补偿市场失灵的社会应策。人们之间有一些相互信任是有用的。在缺乏信任的条件下，来设定一些可供选择的法令与保险将会出现极高的代价，以至于有益于相互合作的许多机会将会失去……非市场行动可采取相互合约的形式。但是要把这些合约安排尤其是要把这些合约安排扩展到新进入社会网络中来的人时，可能代价颇高。作为一种选择，社会可以把这些规范内在化，以在一个无意识的水平上达成一种理想的合约……（在社会中）存在一整套习俗与规范。这些习俗与规范可以被解释为提供经由价格体制所不能提供的某些商品而增进经济体制效率的合约”参见韦森.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182-183.。实际上，“经验本身也包含着联系和组织的原则”车铭洲、王元明.现代西方的时代精神[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97.。阿罗将习俗和社会规范等非正式制度视作帕累托增进的。演进博弈论(evolutionarygametheory)经济学家培顿·13 杨（H.PeytonYoung）认为，“种种惯例调规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然而，令人吃惊的是，经济学家们至今还很少注意它们”参见韦森.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191-195.。在1990年出版的《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一书中，诺斯认为“在现代西方世界中，我们认为生活和经济是由正式的法律和产权所调控的，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中，正式规则也只是构成决定着人们选择的种种约束的总体中的一小部分（尽管是和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稍加思索，就会发现，非正式约束是无处不在的”参见韦森.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201.。作为正式制度的法律规则，只是在种种惯例自动调控和规制的市场运行机制出了故障或毛病时，才开始发挥作用。韦伯的洞察颇引人深思，“哪怕仅仅是纯粹没有形成惯例的习俗的存在，在经济上也可能具有深远的意义。尤其是经济需求水平——一切经济的基础——最广泛由纯粹的习俗所决定”参见韦森.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202.。惯例是人们在市场活动中多共同遵从和认可的已接近正式约束的非正式约束，并且这种非正式约束自动调控和规制着人们的交易与交往活动，所以，只是在种种惯例多自动调控着的市场机制出了毛病时，人们才诉诸法律程序来解决相互的经济纠纷。从惯例到法，是社会秩序内部制度化的关键。19世纪德国历史法学派代表FriedrichCarlVonSavigny认为，法律是“那些内在地、默默地起作用的力量的”的产物参见韦森.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234.，深深根植于一个民族的历史之中，而其真正的源泉乃是人们普遍的信念、习俗和民族的共同意识（thecommonconsciousness）。按照Savigny的观点，每个民族都逐渐形成了一些传统和习俗，而通过对这些传统和习俗的不断运用，它们就逐渐地变成了法律，法律并非人类刻意设计的结果，而是缓慢、逐渐和有机发展的结果。美国法学家JamesC.Carter指出，习俗和惯例提供了调整人们行为的规则，而司法先例不过是被赋予了权威性的习俗，制定的法律只是客观存在的法律中的一小部分。哈耶克将由习俗的规则到现代意义上法律的演进过程看作是类似的从具体性和特殊性向日益增多的一般性和抽象性的转变。英美普通法体系基本上是建立在从习俗、惯例到先例再到法律规则这样一种内在演进机制基础上的。作为一个内在于市场型构、生长和扩展过程的规则机制，以遵循先例为生命原则的英美普通法体系本身是随着英美市场的生长、扩展而成熟和发展起来的。英美普通法体系中的财产法、契约法、侵权法等基本上是在自发秩序的社会交往中的产权、民事的侵权行为与纠纷的案例判决中理性地积累起来的，实际上，英美法机制内在于市场运行之中，源于市场中的习俗与惯例，是市场运行中内在规则的外在化，但它又作为一种外在化的内在规则和正式约束，又构成了市场运行的规则机制。普通法的产生就是市场运行中内生的交易成本的存在，而普通法的存在和发展本身也是为了减低交易成本。就社会整体而言，只有当内部的法律规则已经达到一种依法而治(therulebylaw)的状态并最终进入法治(theruleoflaw)的阶段时，才能是进入了制度化社会。美国著名的法律史学家HaroldJ.Berman通过对欧洲大陆法系的考察，认为实行欧洲大陆法系的国家中，仍然有一个从习俗到惯例，从惯例到法律规则的社会制度的内在过渡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所有的法律最终都依赖于习俗和惯例”参见韦森.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268-269.。任何法律规则都是对过去的现存事态、习俗和惯例的肯定与否定。根据历史法学派的基本观点，法律是一种调整和规范人们交往与交换的正式规则系统，是从社会现实中人们的行事方式、习俗和惯例中演化而来。人们在社会博弈中自发产生博弈秩序，又从博弈秩序中型构出博弈规则。3.非正式制度的有效约束与实际约束13 习俗、惯例等非正式秩序和非正式制度实际上比法律规则和司法强制等正式制度对人们的行为有更大范围的实际约束作用。在人们的社会交往和市场运作中，法律的作用只是保障人们按照习俗和惯例行事，法律的实际作用在于对习俗和惯例的维系、支撑和补救。从习俗到惯例继而向法律制度的逻辑过渡，在韦伯的眼里看来，是人类社会历史由传统性的，情感性的和价值理性社会行为向目的理性社会行为发展的一个必经过程。从惯例到法律规则的过渡，是从一种非正式约束(informalconstraint)向一种正式约束(formalconstraint)的转变过程，也就是哈耶克所理解的自发社会秩序中的内部规则的外在化的过程，是从未阐明的规则向阐明规则的转化过程。根据演进博弈论的观点，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演进具有演进稳定性，一旦生发出来，人们都会遵守并维护，无须第三者通过某种强制安排维护。CarletonK.Allen指出，随着法律规则的制定越来越明确，而且立法和执法建立了日趋精干的机构，习俗的有效范围也就随之缩小了参见韦森.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268.，市场中的习俗与惯例能够较快地转化成法律规则，正式法律和惯例向法律规则过渡和转变的进程也越来越快，正式制度调控的人类生活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信息经济和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人类理性不可及领域的边界扩展得更远，虽然人们更趋于用通过理性立法所制定出来的法规来调整人们未来的交换和交往关系，但是，新的市场的形成和交换关系的扩大又自然会在新的境势下自发地产生新的习俗与惯例。因此，习俗、惯例等非正式制度的信息社会中仍然将发挥重要作用，仍然将是法律的主要渊源之一。一、作为社会资本的非正式制度：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基础1、生产性的社会资本：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资源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Bourdieu）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概念，将其界定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了”参见李惠斌.什么是社会资本[A].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社会资本理论的开创者和主要鼓吹者罗伯特·D.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那些可通过促进协调行动而提高社会效能的特征，比如信任、规范及网络等”，“有助于参与者更加有效地共同行动以追求共同的目标”参见肯尼思·纽顿.社会资本与现代欧洲民主[A].冯仕政编译.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79.4参见肯尼思·纽顿.社会资本与现代欧洲民主[A].冯仕政编译.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79-411.5参见肯尼思·纽顿.社会资本与现代欧洲民主[A].冯仕政编译.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81.，能够“提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是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6参见罗伯特·D.普特南.繁荣的社群——社会资本与公共生活[A].杨蓉编译.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55-156.。肯尼思·纽顿认为，按照普特南的定义，社会资本包括三个方面的意义。首先，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所构成的，起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的主观的世界观所具有的特征；其次，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网络；第三，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性，它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和搞定事情。肯尼思·纽顿认为，通过互惠和信任，社会资本把个人从缺乏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自利的和自我中心主义的算计者，转变成为具有共同利益的、对社会关系有共同假设和共同利益感的共同体的一员而构成了将社会捆绑在一起的黏合剂。在肯尼思·纽顿的眼里看来，“社会资本承担着将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在其中，生命是低俗的、粗暴的、短暂的——转换成更加乐观、更少危险、更加长久的事物的责任。至少，它使在不求助于利维坦之极端强制力的情况下，建立一个允许集体行为和合作的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成为可能”7参见肯尼思·纽顿.社会资本与现代欧洲民主[A].冯仕政编译.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82.。肯尼思·13 纽顿还认为，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性网络，“不仅是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甚至是在被假定为非人格性的市场关系中，动员值得信任的社会关系的能力被看作是一种关键性的资源。……信任是供给和需求的必要纽带；它将消费者和生产者相互衔接起来，它加快交易速度，它将理性的傻子变成有效率的合作者，它还避免解决任何事情都动用花钱费时且须在法律上无懈可击的合约的需要”参见肯尼思·纽顿.社会资本与现代欧洲民主[A].冯仕政编译.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84.。关于科尔曼强调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和搞定事情的特性，肯尼思·纽顿深表赞同参见肯尼思·纽顿.社会资本与现代欧洲民主[A].冯仕政编译.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87.。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新教伦理有着内在的亲和关系，经济发展的动力是精神，而精神往往体现在一种信仰或一种宗教文化上。詹姆斯·科尔曼从学理上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全面的界定和分析。科尔曼将社会资本看作是生产性的，而信任是在双边关系中两个各有自己利益的人之间不断重复的互动中发展起来的，是人们在相互交往过程中自发地演进而来。社会资本是通过公共选择来进行非随机化处理的重要机制。当各方都以一种信任、合作与承诺的精神将其特有的技能和财力结合起来时，就能够得到更多的报酬，也能提高生产率。普特南等学者将基本关系具体化为具有潜在价值的经济资产，大大丰富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相关理论。不少学者都注意到社会资本推动市场交易制度的功能。罗纳德·伯特认为社会资本“提供了使用其他资本的机会……企业内部和企业间的关系是社会资本……；它是竞争成功的最后决定者”参见杨雪冬.社会资本：对一种新解释泛式的探索[A].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1.。弗兰西斯·福山也从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方面研究了社会资本问题。福山认为“社会团体中人们之间的彼此信任，蕴涵着比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更大而且更明显的价值；高信任度的社会，组织创新的可能性更大”，“社会中存在高度信任感，能够促进大规模企业的产生，如果大科层组织能够透过现代化信息技术，使小一点的公司慢慢转型并加入他们的网络，这时候拥有高度信任感就如虎添翼了”参见李惠斌.什么是社会资本[A].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0-11.。如果社会中不要存在最低限度的社会资本，很难想象会实现富有效率的合作，很有可能出现非合作均衡。要创造和维持相互信任的关系，必须有最低限度的社会资本。只有将价值判断和文化纳入分析的框架，才能对宏观层次上的集体行动和长期选择进行令人信服的解释。通过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微观层次的个人选择与宏观层次的集体和社会选择有了可信的联系途径与机制，避免了传统泛式中个人和社会之间难以调和的紧张。实际上，合适的社会资本是沟通个人和制度的中间物，是缓和个人利己动机和集体利益紧张关系、进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有效资本。社会资本决定了个人行为能否实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和谐。个人不仅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而且还有寻求共同体生活和被认同的需要，这两方面的需要也是利益最大的理性和行动的逻辑理性。2、非正式制度：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根据前述社会资本内容丰富的若干涵义，尤其是布迪厄的主要观点，我们不难发现社会资本和非正式制度在内涵、生发机制与功能等诸多方面的重合与一致，二者均是社会和市场运行的基础性的东西。合适、有效、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有效运行、具有生产性质的资本和财富，而社会资本本质上就是制度动态演绎的结果并且尤其表现为非正式制度自发演化的产物，同时社会资本对包括非正式制度在内的所有制度的生发、演进路径进而对经济发展起着异常重要的作用。非正式制度随着交换经济的自发生成和发展，作为人们的“共同经验”（commonexperience）,13 本身就是经济运行的制度资本，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资本范畴更多地具有全社会共有、共享的影响交易有序、有效进行的功能含义，而非正式制度则更强调人们行为方式的制度框架。社会资本和非正式制度都是人们在相互交往过程中经过无数次博弈自发生成而来，都包含了习俗、惯例乃至意识形态等等相互影响的内容，合适的非正式制度和社会资本都有节约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同时，也都有不可忽略的负面作用，即不一定都是帕累托增进的。。实际上，无论是来自理论分析的总结还是来自实践中的经验观察都表明，非正式制度正是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制度就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变量，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美]道格拉斯·C.诺斯、罗伯特·P.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厉以平、蔡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5.，而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的基础与源泉，正式制度不过是非正式制度的外部化，社会变迁的核心决定变量当然只能是作为社会资本的非正式制度。一、作为社会资本的非正式制度的负面作用和合适社会资本的创建：移植与创新1、作为社会资本的非正式制度：演化与消极作用科尔曼认为，影响社会资本形成和存亡的因素有四个：（1）关系网络的封闭性，它保证了相互信任的维持。（2）稳定。社会组织或社会关系的瓦解使社会资本消失殆尽，稳定不仅是社会组织意义上，还是人员意义上的，“个人流动将使社会资本赖以存在的相应结构完全消失”。（3）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形成社会资本的途径是把某种要求强加给意识形态的信仰者，要求克制自身利益而按照某种既定的利益或者某些人的利益行动。（4）官方支持下的富裕或需要的满足，这种因素会降低社会资本的价值，并使其无法更新，因为社会资本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需要的人越多，创造的社会资本的数量也越多参见杨雪冬.社会资本：对一种新解释泛式的探索[A].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3.。在科尔曼看来，为了维持以非正式制度为核心的社会资本并创造更多的有效社会资本，需要保持期望和义务的长期关系，进行定期交流，才能在无限博弈中维持并完善已经存在的规范。对以非正式制度为核心的社会资本的积极评价，并不妨碍对其客观存在的消极效应的理性分析。强大的、长期存在的公民团体可以阻碍宏观经济增长，方法是维护国内资源的不均衡分配，通过向成员个人施加沉重的义务，阻止他们参加更广的社会网络，从而阻碍他们个人的经济进步，最终制约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科尔曼就认为社会资本“不仅阻碍了某种行为而且压制了其他行为”参见迈克尔·武考克.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一种理论综合与政策构架[A].郗卫东编译.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56.。亚历山德罗·波茨认为消极的社会资本在为团体成员带来利益的强大联系的同时，通常也能够禁止其他人获得收益，可能会形成封闭的系统最终难以实现持续的发展与进步。因此，封闭和停滞的非正式制度与社会资本，本质上是反动的，不符合全球化的根本趋势，在构建社会资本优势和非正式制度框架时必须高度重视潜在的消极影响。2、中国传统的非正式制度和社会资本特点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重视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不重视理性化正式制度的建立与实施。这种传统在狭窄的范围内和较短的时期里确实能够节约一定的交易成本，但整体而言，从长期来看不利于形成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的制度结构和稳定的行为预期，不利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构建适应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要求的中国社会资本，必须理解中国社会和制度的特殊性。中国文化强调社会的优先地位，强调个人对家庭、群体利益的服从，社会关系对资源配置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殊性表现为对家庭与血缘的强调，中国社会资本的核心是家庭，大部分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血缘关系的延伸和扩展，社会资本的主要载体是家庭、单位、学校、家乡等。中国社会自组织机制的基础，是关系网络的社会结构。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会资本虽然体现了人际关系的密切，但是相对封闭，延伸的半径小，多为纵向，难以形成相互之间的最大认同和接纳，整合成为整体的富有生产力的社会资本。传统13 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社会或礼俗社会，调节中国社会秩序运行，主要是由亚于法律的伦理所支撑的带有浓厚的历史传统印记的习俗和惯例的秩序、规则与约束机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抵制从习俗、惯例到法律制度过渡与转化的内在力量。儒家所倡导的主权者个人的道德修养（内圣外王）及其礼治和德治就成了理想社会的基设性的东西。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中强烈的泛道德倾向，使得中国静滞于稳固的礼俗社会，未能向现代法制社会过渡。中国传统社会有一种敌视法制的情节，中国到近现代无力依靠自身内在力量和内在的社会机制实现社会秩序的制度化从而自发地形成“人之合作的扩展秩序”。福山认为在中国社会中，家族之外广泛地缺乏信任，这严重地限制了中国社会开展大规模合作的能力参见保罗·F.怀特利.社会资本的起源[A].冯仕政编译.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52.。对人际关系的过度强调的传统和个人在建构自己的社会资本时权力的广泛介入，使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缺乏法治精神，人治的泛滥不仅造成了制度的软化，而且为政治权力的全面扩张和渗透提供了机会，障碍了社会的发展，使政治权力和人际关系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力量。“传统中国社会的行为可预测性是建立在上下有序的礼治的基础上的”季卫东.法制秩序的建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65.，社会运行的基础是伦理法秩序，“1949年以后中国人行为可预测性是建立在强烈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季卫东.法制秩序的建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65.，中国实际上缺乏建立在现代市场经济之上的、成为个人行为可预测性约束的制度认识。中国传统社会中过分依赖非正式制度的制约与调节作用，尤其是长期处于封闭的环境下，作为社会资本的非正式制度的负面作用在现代化过程中日益凸现，需要通过对非正式制度加以改造和提升，以构建新的社会资本优势。3、重构社会资本：移植与创新中国社会转型初期，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在实现资本积累、推动人员流动上起了很大作用。然而，由于传统社会资本的局部过密及与政治权力的过度联系，对市场化进程的深入进行早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如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的家族化不仅不利于企业规模的扩大，而且妨碍现代信用机制的建立，更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农村中家族势力的复苏不仅阻碍了农村民主化进程，而且不利于培养公民意识和真正的民主参与精神；对地域利益的过度强调，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严重妨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人际关系和政治权力的结构扩大了腐败的范围，损害了政治廉洁的基础。传统经济观“重本抑末”、“重义轻利”和“黜奢崇俭”三大教条，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强调太多的政治干预，而浓厚的伦理规范束缚了人们发展经济和提高效益的追求与努力，消费形态的等级特征与消费规模的有限性也不利于刺激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向来重私德轻公德，儒家伦理是中国传统社会私德体系的核心，而公德体系要解决的问题是个人在公共社会中的道德约束问题。我国的非正式制度和社会资本封闭性太强，过于分散，规模过小，向更大的范围转化缓慢；在社会系统的运行中狭隘的非正式制度和社会资本取代了正式制度。要创造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非正式制度，并将其提升为具有积极和建设意义的社会资本，必须加快我国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消除消极制度资本的经济基础。具体而言，鉴于上述情况，中国社会资本的构建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通过改造现有社会资本存量，充分发掘传统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确有具有兼容百家、会通诸子以儒学为主流的文化形态，是在与外来文化的不断撞击、冲突、交流和整合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韦伯认为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不能通过内在的合理化机制突破“巫术之园”的樊篱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东亚文化圈内日本和四小龙资本主义现代化经济的发展似乎宣告了韦伯关于儒教理论的破产。韩国学者金日坤首先提出的儒家文化圈概念在圈内外得到广泛的认同，金日坤认为东亚的儒教文化圈的各国，经济的发展趋于成功，并将儒教文化或儒教伦理作为替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的东西。（参见：金日坤.东亚的经济发展与儒教文化——儒教的伦理与欧美文明之调和[A].朱家桢、厉以平、叶坦.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C].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74.）日本中岛领雄教授发表的《亚洲的繁荣与儒教资本主义》就儒家文化圈内儒家资本主义的特征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13 ，最终不能自发地形成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体制。哈贝马斯认为韦伯的诊断，是以过时的宗教和形而上学世界观作为参照系的，从现代世界观来说，价值领域的分化并不一定导致价值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汪行福.走出时代的困境——哈马贝斯对现代化的反思[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127-128.。实际上，韦伯还强调了中国具有制度移植上的优势韦伯实际上也注意到儒家思想中自由放任、追求财富、富而好礼、投机获利、爱好和平、反对独占等等具有强烈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成份。（参见：侯家驹.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及其对台湾经济的贡献[A].朱家桢、厉以平、叶坦.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C].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120-121.）一些学者认为制度的移植是落后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如诺斯认为，经济上落后国家的人民，必须将美国人的认知结构移植到自己的大脑中去，彻底放弃自己的文化，才有可能摆脱低绩效的路径依赖。，认为中国人可能比日本人更有同化的能力季卫东.法制秩序的建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79.。现代化根本上是向工具理性意义的理性化发展，事实上，一切宗教传统都与现代化有冲突，与世俗世界具有过分紧张关系的宗教（如伊斯兰）就显得难以适应，而中国的儒教是开放的系统，在世俗中追求神圣、注重与世界适应的、重视道德与文化的体系，可能会在同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与市场工具理性形成较为合理的紧张。本位论和西化论都不是中国构建社会资本的合适选择。韩国釜山大学教授金日坤认为，“作为存活于社会秩序间的生活能力的经济文化，一方面要保持伦理与道德的秩序文化，同时，另一方面应是依存于科学与技术的发达的进步文化”金日坤.东亚的经济发展与儒教文化——儒教的伦理与欧美文明之调和[A].朱家桢、厉以平、叶坦.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C].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78-79.，只有将儒教的伦理与道德与外来的资本主义整合在一起，社会、经济的发展才具有良好秩序。由于制度是一个内生变量，只有这种自我演进、自我创新所产生的制度才真正适合本国的国情。正如哈耶克所言，“如果允许最终在受到西方文明影响的那些地区出现的任何文明都自发生成，而不是对其从上至下强行嫁接的话，这些文明会更快地找到一个适当的发展方式”哈耶克.自由宪章[M].杨玉生、冯兴元、陈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5.。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并不是构建法治秩序的障碍，只要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具有深厚道德基础的法律才是合适的法律。作为社会资本的非正式制度应该成为成为法治的弥补。正式制度只有建立在非正式制度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有效运作和调节人们之间错综复杂的交易关系。因此，以德治国的提出，从检讨和发展传统的非正式制度并构建新的社会资本优势的角度而言，对推动以法治国的进程无疑将发挥意义深远的作用。其次，必须利用制度创新提升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变迁是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一方面，政府应该主动、积极、有效地进行非正式制度的投资，包括对意识形态教育的投资。科尔曼认为，“就有目的的行动而言，许多社会资本具有的公共物品特征是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资本最基本的差别。社会资本是影响个人行动能力以及生活质量的重要资源。因此，人们尽力创立这种资本。但是，创立社会资本的行动往往为行动者之外的人带来利益，因而，创立社会资本成为不符合行动者利益的行动”参见杨雪冬.社会资本：对一种新解释泛式的探索[A].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2.，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由政府主动提供并维护有效的社会资本。另一方面，对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特殊背景的中国而言，构建新的社会资本更加需要政治权力积极、有效和合法地参与，为社会资本的构建提供合适的制度环境。政治权力的介入，不仅通过在法律上确定新生的社会关系，提供稳定的制度背景和制度激励，与社会资本形成互补，而且还可以运用法律手段调节不同社会资本之间的冲突或矛盾。政治权力也能利用自己的地位构建总体的社会资本。应该放开经济体系内部的自发社会经济秩序的控制、管制和压制，创造宽松和型构与扩展的社会环境。中国社会缺乏对法律的信仰，法律未能取得至高无上的地位，经济秩序混乱，社会交易成本太高。“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上海：三联书店,1991.28.Bibliography主要参考文献1.韦森.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2.季卫东.法制秩序的建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汪行福.走出时代的困境——哈马贝斯对现代化的反思[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4.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上海：三联书店,1991.5.朱家桢、厉以平、叶坦.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C].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6.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7.车铭洲、王元明.现代西方的时代精神[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8.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9.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0.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1.[美]R·科斯、A·阿尔钦、D·诺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12.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M].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13.[美]姆斯·A.道、史迪夫·H.汉科、[英]阿兰·A.瓦尔特斯编著.发展经济学的革命[C].黄祖辉、蒋文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4.[美]道格拉斯·C.诺斯、罗伯特·P.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厉以平、蔡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13 。政府必须在落实公民权利的基础上，切实保护公民权利，努力培养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推动公民社会的发育。只有结合传统非正式制度和社会资本的特点，积极创造和培育新的制度优势和资本优势，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之理想。作者简介：王廷惠，曾就学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东欧中亚研究所，现为广州市行政学院特聘13 教授、中央党校广州学区研究生导师，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家计划内公费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WTO与政府规制理论、世界经济、经济转轨理论与现实问题。曾在《光明日报》理论周刊、《中国工业经济》、《东欧中亚研究》、《国际金融研究》、《中国经济时报》等国家级经济学报刊发表论文多篇，并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多次转载。2001年6月15-17日应邀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编辑部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通讯地址为：510070广州市先烈中路99号；E-mail:wth2000@163.com，电话020-81680821或013501547686。王廷惠个人学术简介王廷惠，广州市行政学院特聘教授、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家计划内公费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WTO与政府规制理论、世界经济、经济转轨理论与现实问题。1986－1990年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就读本科，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93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东欧中亚研究所，师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原院长、博士生导师周新城教授主修世界经济（俄罗斯方向）,1996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学习期间,曾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上海市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及华东师范大学《今日东欧中亚》等刊物发表《IMF贷款与俄罗斯经济改革》、《乌拉圭回合最终协议的主要成果及利益分配》，《转轨时期的俄罗斯银企关系》、《走向世界贸易组织的俄罗斯》等多篇学术论文。并有译文《世界银行50华诞述评》在全国政治经济学核心期刊《经济译文》（江西财经学院主办）发表（1995.1）。1995年12月在中国人民大学获“新意达杯”学术优秀研究生奖。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许新在王廷惠以上述成果为基础所形成的硕士学位论文学术评议书中，认为“作者能够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运用掌握的基本理论，对俄金融改革进行有合理总体框架的分析，并能从金融体制和货币政策的基本方面对俄金融改革的内容、方向和进展进行有据的分析和清晰、深入地论述，确实难能可贵。表现出作者具有较好的研究能力。”2000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研究所，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原武汉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汤在新教授，国家计划内公费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在长期承担行政学院主体班西方经济学、当代世界经济方向专题教学任务的同时，王廷惠先后在《光明日报》理论周刊、《经济研究参考》、《中国工业经济》、《国际金融研究》、《中国经济导报》、《中国经济时报》等国家级报刊发表学术论文、译文50多篇。仅2000年，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世界经济》、《工业经济》全文复印转载3篇、转摘1篇。2000年5月入选参加中央党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师资研讨班。论文《俄罗斯资本外逃：原因、影响及政府的对策》（《国际金融研究》2000.10发表，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世界经济》（2000.11）全文复印转载），以及《知识经济背景下全球利益分配态势及我国政府的新角色》（系本人参加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日本综合开发研究机构、深圳商报社等单位联合举办的“2001全球脑库论坛”国际学术会议入选论文,修改后发表于《上海经济研究》2001年第1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国民经济管理》（2002.3）全文复印转载）,作为其学术代表作品，经报送“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组委会遴选后，获邀参加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编辑部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2001年6月15-17日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知识经济背景下全球利益分配态势及我国政府的新角色》获2000-2001年度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通讯方式13 办公室：（510070）广州市先烈中路99号广州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室王廷惠住宅：（510375）广州市芳村区芳村花园5号806室电话：86-20-87776264-2119（O）；86-20-81680821（H）;86-013501547686传真：86-20-81680821邮箱：wangth2000@163.com王廷惠主要作品目录1.乌拉圭回合最终协议的主要成果及利益分配世界经济研究1994.82.世界银行50华诞述经济译文1995.13.工业化时期的韩国国有企业国内外经济管理1995.34.俄罗斯商业银行发展的新动向欧亚观察1995.125.IMF贷款与俄罗斯经济改革东欧中亚研究1995.106.转轨时期的俄罗斯银企关系今日东欧中亚1996.27.走向世界贸易组织的俄罗斯今日东欧中亚1997.48.边际收益递增：知识经济时代的一般规律贵州日报1998.10.209.知识经济的成本与收益探求1999.410.知识失业离我们还有多远南方日报2000.3.20，注：首次提出了“知识失业”的观点，引起国内各大传媒普遍关注，2000年4月17日应广东电台邀请，在“今日论坛”栏目中就知识失业问题进行了特约访谈；此后，《北京观察》2000.8、《新经济》2000.9、《信息时报》2000.6.4等报刊纷纷予以转载或摘要11.白领族将面临知识失业考验改革内参2000.1012.知识失业浅论新东方2000.9，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2000.12）转摘13.知识经济与全球利益分配国际论坛2000.12，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世界经济学》（2001.2）全文复印转载,本文同时入选北京2000.12第三届中国软科学学术年会论文集14.俄罗斯资本外逃：原因、影响及政府的对策国际金融研究2000.10，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世界经济》（2000.11）全文复印转载15.我国啤酒行业市场竞争与发展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00.7，本文获广东省啤酒专业协会2000年度“ZIEMANN杯新世纪的中国啤酒”发展论坛特等奖16.新兴消费：营销机遇与对策分析市场观察2000.917．破解中国啤酒行业市场竞争市场周刊2000.7，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工业经济》（2000.10）全文复印转载18．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与金融风险经济研究参考2000.3819．信息结构不对称与消费者利益中国经济时报理论版2000.12.1520．政府的“为”与“不为”中国经济时报理论版2001.4.1021．“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中国经济时报理论版2001.4.2722．从无序到有序——信用缺失与信用建设光明日报理论周刊2001.5.1523．教育腐败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成本中国信息报2001.5.2124．休闲产业如何发展市场观察2001.525.市场经济呼唤信用建设中国信息报2001.6.426．国企过早实行年薪制弊大于利中国国情国力2001.613 27.信息结构不对称与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3.28.①知识经济背景下全球利益分配态势及我国政府的新角色16000字,上海经济研究2001年第12期,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经济学会主办。本文系以本人参加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日本综合开发研究机构、深圳商报社等单位联合举办的“2001全球脑库论坛”国际学术会议入选论文为基础，经补充修改和完善而成；亦是本人所承担的2001年度校级课题的主要正式成果。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国民经济管理》（2002.3）全文复印转载。本文同时人选由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主办的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11次学术讨论会（2002.4）②知识资源：全球利益分配的核心变量,3200字,开放导报2001年第8期,本文系本人所承担的2001年度校级课题的主要成果之一。③知识经济时代全球利益分配态势及我国政府的新角色,8000字,中国信息报2001年6月18日（经济观察版整版刊发）,国家统计局主办。该文系本人参加“2001全球脑库论坛”国际学术会议入选论文，该报率先发表，但内容有较大删减。29.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述评,13000字，南京社会科学2001.930.对国企代理人：监督与激励同等重要,中国经济导报论坛周刊2001年5月29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办。31.要市场，也要政府：互动中的互补——两大自由主义经济观比较,13000字，学术界2002.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