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与资本主义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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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与资本主义萌芽第二，从地主经营商业和高利贷方面看。清前中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扩大，进一步激发了剥削阶级的贪黩与奢糜。大官僚地主经商成为一种风气，他们主要是经营利润优厚的奢侈品行业和当铺行当。如徐乾学用10万两银子在扬州做生意，用10万两在北京开当铺；高士奇用40万两在北京开绸缎铺，用100余万两在“苏杭淮扬’’做买卖；孙玉庭以4万吊制钱与人合伙开酱园；和珅在当铺、银号、古玩铺中的资本竟达7，000余刀两。开科取士，本是封建制度的神圣事物，这时也成了一种生意。录取须纳贿，补缺要送礼，即有所谓京债；这种债是预扣20％—30％的利息，甚至有四

2、扣、五扣者。“遇月选官之不能出京者，量其地之远近，缺之丰啬’’放债，“得缺莅任之初，债主已相随而至”。①清中叶以来，城居地主大兴，这同租佃关系的演变是分不开的，城居地主原多为农村富产，但人城以后消费增大，并且“种种皆取于钱”，所以他们大都兼营工商业，有些就是为经营工商业迁居城镇的。他们所营，除开当铺外，主要是粮食和粮食加工，以及油、酒、杂货等。基本上是封建地产和商业高利贷资本的结合，对发展城镇手工业并无多少作用。方苞说江南地产十之七八为城居地主所有，未免夸张。按包世臣所说城居地主运进租谷情况，南京一地城居地主即约有一万家。总之，其数量是不小的。乡居地主也大量经商放债

3、。砻米、榨油、制酱等，历来是由农村地主富户所经营，酿酒一项，为数尤巨。清代曾屡有酒禁，但“豪富之家，高墙深院，查拿之所不至”，他们又“所需粮石，出自本家收获，不尽向集市采卖”②；许多人更在集镇上开酒店，整沽零卖。清代粮食贸易大发展，地主与商人勾结，日益卷入囤积居奇之列。如山东掖县，“富室殷商，主客一辙，咸思囤粮规利，即非贩运出境，而累百盈千，坐待翔腾”③。农村的典当，也多为地主所开，它们收当米谷，收息并不高，但米商将米人当，得钱又再买米，“辗转翻腾”，典当也“招来甚众，囤积甚多”④。清代经济作物发展，又给地主开辟了一些新的经营门路。除从事贩卖外，我们所见，大约烟的加

4、工主要是由商人经营，甘蔗的加工则多数是地主经营，油和油饼基本上是地主加工生产；茶的焙制，一部分也是地主经营。此外，像地主在村镇开设油盐杂货店，兼营赊销放债，更属普遍。——————————————————①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三，放债并京债；梁章钜：《退庵随笔》卷七。②乾隆《掖县志》卷六。　③乾隆《掖县志》卷六。　④汤聘：《请禁囤当米谷疏》，《皇清奏议》卷四十四。在封建社会中，货币权力本来是与土地权力相对立的。“资本在历史上起初到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①这是因为，土地占有是封建制度的根基，它是以人身奴役关系和统治关

5、系为基础的，土地权力代表封建等级权力。而货币是一种非人身的经济力量，它原是没有固定的所有者的。欧洲的封建社会，即是在两者对立的发展中，以货币权力最后战胜土地权力而告结束。在中国，这一历史发展规律同样存在，并由于商业一向比较发达，货币权力与土地权力的矛盾自始即很尖锐，早期封建统治者的“重本抑末”政策就是证明。不过，我国自进入地主制经济后，人身关系逐渐削弱了，等级制度逐渐弛废，尤其是土地买卖日益自由后，两者的对立趋向缓和，而在明清两代又有明显的变化。明代徽商、西商等大商人资本兴起的时候，曾引起地主阶级的惊慌，不断发出“末富居多，本富尽少”的慨叹和“金令司天，钱神卓地”的

6、责难。同时，商人以“致富皆在千里或万余里外，不资地力”，有“不置土田”，“不殖产”，“江南大贾强半无田”的倾向。到清代，大商人资本发展了，由几十万两级进至几百万两级，以至千万两级。但对“钱神”的责难反而少了；“重本抑末’’被康熙的“便民恤商”所代替。商人资本的那点独立性格也不见了，官商一体的和坤式的、票号式的大资本嚣张起来。货币权力和土地权力的对立似乎消失了。这和上述商业、高利贷资本投入土地，地主经商放债的演化过程，是分不开的。————————————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67页。在西欧，货币权力与土地权力的对立，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①。由于历

7、史的原因，西欧中世纪的城市主要是10世纪以后，由商人、手工业者和逃亡的农奴在封建领主的土地上建立的。领主依靠土地权力要求统治城市和提供税赋。城市的商人和高利贷者则握有货币权力，形成市民阶级，通过赎买，以至武装对抗，谋取城市自治。这种城乡对立，一方面削弱了领主的封建权力，一方面开展了城乡交流和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②因而，“在古代(指奴隶社会——引者)，城市的手工业和商业受蔑视，而农业则受尊敬；在中世纪则相反。”③这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和发展，无疑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