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小说中的汉武帝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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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魏六朝小说中的汉武帝形象【内容提要】　　汉武帝作为历史上的实有人物，在汉魏六朝小说家笔下得到了丰富生动的演绎。深入细致的剖析这一形象，不但能反观历史，还能在这个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凸显其认识价值。【关键词】汉魏六朝小说；汉武帝；形象分析　　汉魏六朝时期，人们的精神空间大为开阔，思想异常活跃，文化环境较为宽松，艺术也空前繁荣，知识分子在继承和重审旧有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开始构建他们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在这种时代和思想文化背景下，涌现了一大批反映上层统治阶级政治和日常生活的文学作品，尽管作者抱着各自不同的目的来创作小说，但都企图通过自己的叙述，实现个体的某种愿望和要求，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作品也在客观上呈现和反映出某些业已逝去的历史真实。汉武帝，作为一个历史上曾存活过的封建帝王，“于汉世盛于群主”（郭宪《洞冥记》序），而又颇存争议，颇具传奇色彩。　　在汉魏六朝小说家笔下，他却得到了丰富和生动的另类演绎。通过小说文本细致深入地研究 汉武帝形象，可以丰富和充实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认知，反观历史，又能在汉魏六朝这个大的文化思想背景下凸显其形象的认识价值。一　　这一时期关于汉武帝的记载，主要集中在《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汉武帝别国洞冥记》等三大部小说中，另外还有《海内十洲记》、《博物志》、《西京杂记》、《搜神记》、《拾遗记》、《志怪》、《幽明录》、《世说新语》、《异苑》、《小说》、《古今刀剑录》等十一部小说作品。承载汉武帝故事的文学　　三、武帝形象的内在悖论　　统观武帝形象的各个侧面，我们如再作深入究诘的话，就会发现在他身上存在着难以解脱的内在悖论，从某种程度上也能映照出汉魏六朝人对生命所作的艰难拷问与追寻。　　首先，虔心求仙、渴望成仙与追求现实享受的悖论。　　仙人比凡人之所以有较大的优越性就因为成仙时要有严格的程序和条件，按《汉武内传》中上元夫人的说法就是：　　“闭诸淫，养尔神，放诸奢，从至俭，勤斋戒，节饮食，绝五谷，去臭腥？？”[6]（P148汉武帝内传） 如此一来，想修炼成仙就意味着放弃现世的享受，二者之间的矛盾似是不可调和的，而这种要求对于一个求仙者尤其皇帝而言，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他不可能轻易放弃作为帝王的特权和利益而去忍受痛苦和寂寞，于是我们就在小说中看到武帝因为斋戒不洁而遭惩罚的事例。其实对于武帝来说，神仙生活固然美妙无比，令人艳羡，但神仙究竟有无还是个未知数，存在着较多的虚无性和不可追及性。神仙是遥远的，不可触摸实感的，又何况通达神仙之路的修炼过程又是如此的苛刻和痛苦，与其笃信一个不确定的神话，把自己的希望都交给未来，还不如好好享受现世的生活：锦衣玉食，琼楼玉宇，美酒佳人。从逻辑上分析，武帝是应出现这种心灵选择的。但实际上又可能潜藏着另一层心理：彼岸的世界又时时充满诱惑，求仙又是为了享受比现世更好的生活。这种两难让武帝不能解脱。于是他很可能会采取一种聪明的折中方案：既不斋戒，还要求仙；不牺牲眼前的豪奢生活，还憧憬更加诱人的神仙生活。当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故而悖论于其身明了却无法挣脱。　　这种悖论的心态典型的体现了诸多汉魏六朝人的对生命的困惑。在为数众多的汉魏六朝小说作品中，这种悖论的生命观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到了后来的唐传奇小说，人们就渐渐的把目光由鬼神世界转向现实世界，强调现世的享受。 　　在现实和未来之间，人们往往先着眼前者，再而希图未来，这其实也反映了人类对自身和外部世界关系思考深化的历史进程。　　其次，命悬于天与修炼成仙的悖论及其消解。　　《汉武故事》记载了这样一段武帝与东方朔的对话：　　上问东方朔曰：“此何神也？”朔曰：“此司命之神，总鬼神者也。”上曰：“祠之能令益寿乎？”对曰：“皇者命悬于天，司命无能为也。”[1]（P216）　　对于一个皇帝而言，他又具有异于常人的神性，即他是天子，他的生死祸福都掌管在神秘的上天之手，不是靠求取得来的。即言一般的求仙活动对他是没有效应的，这无疑又给武帝带来了更深层的悖论与困惑：既然命悬于天，求仙显然无济于事；但又不甘心懵懂的听从上天的摆布，总想通过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最大限度的延长生命，把成仙变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步骤。他总是摇摆于听天由命和孜孜以求之间。实际上，这种悖论也可以解释以上我们所论的武帝求仙的“无验”问题：武帝可能会因为自恃“命悬于天”来安慰和开脱自己求仙的不勤勉，一旦求仙无验他亦可用此来作为心理底线来支撑自己而不致捶胸顿足、痛不欲生。受阴阳天命思想影响 的武帝很难把自己等同于一个普通的求仙者，他的追求长生的举动事实上也是基于这种思想而施的，一旦神仙不可得，他就会用天命思想安慰自己，其晚年的忏悔即说明了他徘徊于听从和反拨之间而最终倒向前者。在这里，二者的悖论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消解。这种现象其实又折射出汉魏六朝人迷惘而脆弱的生命观念：求仙不得就无可奈何地罢之，冥冥的命运也许是无法抗拒和经营的。天命观以其不可辩驳的圆滑让所有怀着各种企图的人哑口无言。　　总之，武帝形象是帝王与凡人的有机统一，他的丰富内涵既体现了其本人独特的心灵折光，又典型而真切地阐释着汉魏六朝人对生命观念、态度的理解和思考。二　　通过以上对汉武帝形象的剖析，我们不难发现，武帝由历史走进文学是有其必然性和巨大的认识价值的。　　首先，小说家对武帝的塑造大多依于史传，而无实质性偏离，加重了它的史料价值。汉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历史意识早熟的民族，黑格尔也不止一次的说过，“历史起始于中国神权专制的地方”，“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连续不断，实为任何民族所不及”。[7 ]史官文化传统对所有文学样式的深刻影响已为众多的学者所论及，也成为共识。历史无疑是一切文学取用不竭的源头活水。现今我们所见的小说中的汉武帝故事大都成书于汉末或汉后，在时间上很可能依于《史记》、《汉书》；而有关武帝形象的各个侧面，我们大都可以从《汉书。武帝纪》、《汉书。郊祀志》、《史记。孝武本纪》、《史记。封禅书》、《资治通鉴。汉纪》、《太平御览。皇王部》等史书中找到呼应。况乎小说作者们大都为史官，他们目之所及，案头几间所陈的大多为史书，不能不受其熏染。对照史书和小说，举凡史书中有关汉武帝言行举止的记载都可以在小说中找到“副本”。而从干宝、葛洪、郭宪等人的小说序跋中可以看到，他们无不是先研史后创作，有的还以“补史之阙”　　为己任，足见史书对他们创作的重要性。这也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这些小说的可信性和史料价值。　　其次，汉魏六朝小说以其创作观念的规定性决定了武帝形象足堪与历史文本相参照，从不同的侧面丰富、充实历史文本，帮助我们认识和重审武帝及其时代。　　汉魏六朝时期的小说观念，其实与史传原则没有太大的区别。小说的作者严格按照“实录”的写法去创作，特别重视事件的真实性。如干宝著《搜神记》强调的是“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6]（P277干宝：搜神记序）；裴启撰《语林》，因为记谢安语不实而遭诋毁，结果该书遂废。可见当时无论小说作者还是社会舆论，对小说的真实性要求都相当严格。[8]（第二章第一节）这一时期的小说作者们还没有想到去可以虚构作品，至于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所谓荒诞迂阔之言，也不妨理解为： 在他们看来那也是真实，是一种观念上的真实，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所言“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作小说”。这种蒙昧抑或原始的小说观念注定了他们记载的很多事实极有可能成为洞察人文物事的窗口和触点。譬如《幽明录》载武帝出行奸污民女事，对于贵为天子的武帝作出此举固然不雅，但度其身份与时代境状，却是极为可信的。这些记载，对于我们全面客观的评述历史人物将是大有裨益的。再者，小说的题材来源十分广泛，“道听途说”、“街谈巷议”的故事多来自民间，这样一个传播渠道其实是不可小视的。自汉代就兴起谶纬之风，这些谶言纬说很大程度上是绝密的信息，带有相当大的可信性和预测性，肯定多有史官耳目不及或不愿辑录的事件及其因果，故尔类似这些东西一旦进入小说，便更加重了它的价值砝码。结　语　　汉武帝在汉魏六朝小说家笔下得到了丰富而生动的刻摹，其形象的复杂性和悖论性大大加深了我们对这一历史人物的全面认知；而基于汉魏六朝特定的文化思潮诞生的这一形象又无疑启迪我们反观历史，重新思考小说作为文化载体的价值。[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