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是与文学交叉而过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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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戏曲是与文学交叉而过的艺术中国戏曲是与文学交叉而过的艺术　　最近在读刘再复先生《论中国文学》这本结集时，对其中《性格对照的三种方式及其在我国文学史的命运》一文中有关他对中国戏曲人物性格塑造的美学问题有不同意见。　　刘先生在论述塑造文学形象丰富性、性格复杂性时，说到了中国戏曲的艺术形象反映在性格刻画上的单一性、极端性、脸谱化、浅俗化方面的问题。刘先生说：我国戏曲中的脸谱化，其根源也是求其性格的极端鲜明，而未做到任何一个具有艺术魅力的典型性格，都是性格明确性（显）与性格模糊性（隐）的辩证统一。并认为性格塑造的最高境界与成就是：写出性格对照的三种方式的对照：一、性格对照的外部对照方式，即人物与

2、人物之间；二、性格对照的表里对照，即同一人物性格表象特征与性格本质的对照，反映为外丑与内美或外美与内丑；三、同一人物性格内部正反两极的对照和二重组合，即人物内部的美丑对照。刘先生认为这是塑造人物形象获得成功的根本美学基础和最重要的美学方式。　　按照刘先生上述三条对照的标准，刘先生当然认为中国戏曲人物只有第一种外部的低级性格对照，而且是一些强烈的黑白对照（即非黑即白）、忠奸对照（即非忠即奸）。这种强烈对比无法达到美学要求，丧失人物性格真实和个性特点。刘先生在分析形成原因时也未抓到主要方面的问题。　　这里说的戏曲（以声腔歌唱为主的艺术以京剧为例），而且是中国的，这就把与其外来话剧与同样以曲谱歌唱

3、的歌剧区别开来了。因而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戏曲不是文学，当然它必须具备一些文学性，或者毋宁更确切地说，它部分的构成是由文学性予以承载的，如语言、情节、人物等这都是文学的要件，其关系如同舟车之载物。但戏曲毕竟不是文学，所以我认为戏曲是与文学交叉而过的一门艺术。一　　我们知道，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近代从西方引进来的舶来品。这一理论概念自引进后，客观地看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进步，其意义是积极而深远的。当然，这并非说没引进这一理论前的中国文学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就不曾跳跃出现实主义的文学浪花，至少像《红楼梦》、《金瓶梅》、还有关汉卿的戏曲、杜甫的诗以及《诗经》中的部分作品，闪耀着现实主义光辉是共认的事实。

4、其中《红楼梦》的艺术成就尤为突出，它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顶峰。刘先生在本篇文章中，数处以《红楼梦》描写人物本文由.L.收集整理、刻画性格如何成功为例，高度称赞其二重组合式地塑造众多既鲜明又复杂的典型形象，且大不同于三国人物在戏曲舞台上的表现诸葛亮的智、关羽的忠、曹操的奸如此的单薄与简单，并充满激情地写道：是一部作品中出现了性格丰富的优秀形象体系。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它标志着中国文学进入一个新的审美价值层次的时代　　诚然，《红楼梦》画廊里的圆整人物与戏曲画廊里的扁平人物其反差十分明显，以文学审美角度看，似乎这是戏曲人物描写上的缺憾。但继续深想下去，有如下的两个问题：　　一、正如刘先生也认为的《红楼梦

5、》这样的作品，即使在中国古代小说总体中，也还属于特殊现象，而不是普遍现象，也就是说，还未形成《红楼梦》式的小说群，这与十九世纪的西方以及俄国不同。　　笔者不拟去思考为什么还未形成《红楼梦》式的小说群的问题，而是去厘清，何以《红楼梦》对中国戏曲在其后毫无创作理念与方法上的影响，在舞台上的人物还是那些好人绝对地好，坏人绝对地坏，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老一套呢？至于到文革期间的样板戏，则更是变本加厉登峰造极，以致《红灯记》等剧中，只有革命情与阶级情了，更遑论所谓二重对照和二重组合那种人性深处的复杂性了。　　二、再就是我们还可以思考，为什么以杰出的小说《红楼梦》改编成其它的艺术形式诸如影视作品、戏剧与

6、戏曲作品，与原著小说比较发现，这些影视等作品无论如何作何种努力，拿出浑身解数，然而在人物刻画的丰富性上、性格描写的多面上总无法够得着小说《红楼梦》这座丰碑已达到的高度。　　简单地说来，这当然与艺术形式的不同直接相关。极端比方说，你不可能要求舞剧《红楼梦》（如果有改编的话）同小说《红楼梦》的人物性格展现达到同样的高度。　　小说，有着时空的无限，文字表现实际是一种诉诸于人的想象的虚拟（需要人的二度加工，不认识字就不能），但它又有无限性的便利在其无限性空间与时间中（理论上可以无限的长）表达与表现，而且手段极其多样与灵活，即既能直接描写，又能全能全知型的叙述，且互为补充，为所欲为。因此，小说人物的丰

7、满与复杂就十分容易做到当然作者必须有这样的美学认识，并变成自觉追求。如，脂砚斋就看出曹雪芹有这样的故意（即刘先生所谓的二重对照和二重组合的方式写人），脂评说：最可笑世之小说中，凡写奸人则鼠目鹰胆等语。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何不近情理之如是耶。　　当然，以上还不是形成中国戏曲人物性格美学呈现的脸谱主义、低级的性格外部对照方式的人物形象的主要根源。根本问题是：中国戏曲从诞生起，其主要的创作方式是写意的，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