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牛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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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牛耕战争导致了人口锐减。然而，一方面是小农同居家庭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一牛一犁大大降低了用牛成本，使得牛耕在这一时期反而发展得更为普遍了，统治者对牛耕也显得更加重视。上举唐明宗赐牛事，是为一例。《旧五代史》卷112《周书》卷3上说：“梁太祖渡淮，军士掠民牛以千万计，梁太祖尽给与诸州民，输租课。”同书卷63《唐书》卷39记张全义归附朱温，任河南尹，在当地课人种田，“且耕且战，以粟易牛，岁滋垦辟，招抚流散”，“数年之间，京畿无闲田，编户五六万”。其又引《洛阳缙绅旧闻记》文，谓张全义巡视农田

2、，见“苗荒地生，诘之，民诉以牛疲或缺人耕锄，则田边下马，立召其邻仵责之曰：‘此少人牛，何不众助之。’邻仵皆伏罪，即赦之。洛阳之民无远近，民之少牛者相率助之，少人者亦然。”凡此，不仅说明牛耕在当时的重要性；而且也说明制约牛耕发展的因素，不仅会是“少牛”，而且也会是“少人”。南方地区的牛耕，在这一时期也同样普及。前已提及朱温进攻江淮，兵士掠牛成千上万，即可以想见当时江淮地区牛耕之盛。《十国春秋》卷24《南唐》10，谓当时国家曾经“造民籍，复造牛籍”；卷67《楚》1，谓节度使刘士政割据桂州，因副使陳可璠“掠民

3、耕牛犒军”而失人心，致桂州失守，不得不投降马殷；卷94《闽》5，谓王审邽“治流民还者假以牛犁”；卷83《吴越》7，谓吴越王钱弘佐欲铸铁钱，反对者则谓“家有铛釡，野有铧犁，犯法必多。”这些，都是当时南方地区牛耕普及的明证。而这一时期南方地区小农家庭的人口，由于史料缺乏，只好付诸阙如。《十国春秋》卷15《南唐》1，谓南唐下诏：“民三年艺桑及三千本者，赐帛五十疋。每丁垦田及八十亩者，赐钱二万，皆五年勿收租稅。”能植桑三千本、垦田八十亩的，应是劳动力较多的小农家庭。朝廷这样有针对性地下诏，估计此类人口较多的小农

4、家庭在南唐也并不少见。--------------------------------------------------------------------------------4《新唐书》卷118《张廷珪传》5转引自李埏、武建国主编：《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4页1据研究，一牛一犁早在晋代已经开始。参见鲁全才《汉唐之间的牛耕和犁耙耱耧》,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2《全唐诗》621卷，《五歌·刹获》3《全唐诗》卷548，《邻相反行》4《全唐诗》卷299王建：《原

5、上新居》5《全唐诗》卷498，姚合：《罢武功县将入城》6《全唐诗》卷633，司空图《虞乡北原》7《通典》卷2，《食货二·田制下》8葛剑雄主编、冻国栋著《中国人口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372页及表6-49《新唐书》卷112《员半千传》：10《全唐诗》卷137，储光羲：《田家即事》11《全唐诗》卷433，白居易：《村居卧病》1参见郭正忠《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页2参见吴郁芳《耦耕新探》，文博1986年第4期。六、五十亩地一头牛在两宋的普遍化宋

6、朝承五代十国之后，同样盛行牛耕。宋代户均人口，据吴松弟先生的研究，估计为5.4口，而北方户均为6口，南方户均为5.2口。1而据程民生先生的研究，宋代户均约有子女5人，三代同堂的家庭约9人，加上一定数量的小家庭和鳏寡孤独，户均约7人，北方家庭户均约9人；南方户均人口约6人。2两宋三百余年，其间人口的变化很大。吴程两位先生选取的数据不同，有较大出入是很正常的。值得注意的是，程民生先生的研究，着眼于由三代同居家庭分裂为两代核心家庭之间的时间问题，以及不同户等之间的家庭人口差异，这对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显得更有帮

7、助。宋承五代，家庭人口较多，这是个事实。宋太宗时，陈靖上言论授田与民，谓“一家有三丁者，请加受田如丁数，五丁者从三丁之制，七丁者给五丁，十丁给七丁；至二十、三十丁者，以十丁为限。若宽乡里多，即委农官裁度以赋之。其室庐、蔬韭及梨枣、榆柳种艺之地，每户十丁者给百五十亩，七丁者百亩，五丁者七十亩，三丁者五十亩，不及三丁者三十亩。”3在这里，一家至少有三个全劳力，或者五个、七个，甚至二、三十个全劳力。这至少能够说明，五代以来的同居家庭，在入宋数十年后仍旧很普遍。《宋史》卷176《食货上》4《屯田》：至咸平中，大

8、理寺丞黄宗旦请募民耕颍州陂塘荒地凡千五百顷。部民应募者三百余户，诏令未出租税，免其徭役。然无助于功利。而汝州旧有洛南务，内园兵种稻，雍熙二年罢，赋予民，至是复置，命京朝官专掌。募民户二百余，自备耕牛，立团长，垦地六百顷，导汝水溉灌，岁收二万三千石。襄阳县淳河，旧作堤截水入官渠，溉民田三千顷；宜城县蛮河，溉田七百顷；又有屯田三百余顷。知襄州耿望请于旧地兼括荒田，置营田上、中、下三务，调夫五百，筑堤堰，仍集邻州兵每务二百人，荆湖市牛七百分给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