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恋到中西社会的自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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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自恋到中西社会的自恋“人的最大的卑鄙就是追求光荣，然而这一点本身又正是他的优异性的最大的标志，因为无论他在世上享有多少东西，享有多少健康和最重大的安适，但假如他不是受人尊敬，他就不会满足。他把人的理智尊崇得那么伟大，以致无论他在世上享有多大的优势，但假如他并没有在别人的理智中也占有优势地位，他就不会惬意的。那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位，无论什么都不能转移他的这种愿望；而这就是人心之中不可磨灭的品质。”——帕斯卡自恋最初来源于古希腊的神话，指美少年那喀索斯（narcissism）迷恋自己的水中倒影，最终不能自拔而落水溺死，并幻化为一朵美丽的水仙花（

2、narcissism），从此，人们就开始用自恋（narcissism）来形容这种非正常的自我专注。1898年，性心理学家霭理士开始在自己的论文中探讨自恋的病理现象，自恋这一概念从文学形象引申入心理病态的临床描述，使自恋开始作为精神病学、心理病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对象。首次比较系统地论述自恋问题的是弗洛伊德。他在1914年出版的《论自恋》一文中认为自恋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幼童最初都是将爱的力比多倾注在自己自己身上，这种力比多的自我投注即为原始自恋；而当幼童开始辨认除了自我以外的客体后，作为第一抚养者的女性总是被幼童认为是可以投注爱的对象，但是当这

3、种投射遭遇到了挫折，力比多就折返回自身，这种状况即为继发性自恋，也就是临床所研究的病理性自恋。弗洛伊德一贯看重人的生物本能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他对自恋的态度也秉承了他的内驱力模式，但是在主流心理分析学的内部，对自恋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这一水平上。1921年至1960年期间，出生于维也纳的儿童心理分析师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Klein）扩展了弗洛伊德客体和客体关系概念的内容，使心理分析进入了一个逐步脱离经典驱力模式的阶段，自恋在客体关系理论中也由弗洛伊德本能概念的无客体或客体特殊性不分的状态下释放了出来。正是克莱因的追随者发展了第一个关

4、于病态自恋的现代理论，自恋者将自己的自身完全投射到他所关注的客体，否认自己与客体分开；他们具有极其理想化的自身形象并否认任何对这一形象的诋毁；自恋的客体关系是一种自我情感保护的机制，因此自恋是死亡本能的最初在精神的表达。（童俊，2001）1978年，美国心理分析师海因兹·科胡特（HeinzKohut）的自体心理学步入成熟时期（蔡飞，2000），自恋作为自体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得到了全新的定义。自恋型人格障碍在科胡特的临床描述中有主要有以下几个表现：一体化的自我客体关系，即不能区分自身与客体，把客体当作自身的一部分来经验；无所不能的自身；对赞美

5、有无限需要；缺乏共情能力。科胡特完全脱离了弗洛伊德的经典驱力模式，他认为心理发育是从自恋与客体关系这两条线索开始的。母亲对幼儿的照顾首先表现为允许幼儿原始的无所不能的自我，随后，孩子的自尊与自信逐渐增长，并区分出哪些是幻想哪些可以成为真实。“病态的自恋来自于共情的母亲功能的创伤性失败，以及正常理想化过程发展的失败。”（童俊，2001）成人以后，残留的未满足的原始需要开始蚕食正常的自我来补偿早年的不满。从主流心理分析的研究范式的变化来看，后天的环境因素越来越受重视，这一点也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了对自恋病理描述的差异上，一旦单维的心理病理研究纳入了关

6、系与环境因素，它的解释性就开始具备了广义化的条件。早在弗洛伊德时代，心理分析的社会文化学派就已经注意到了社会文化因素对人的作用，卡伦·荷妮、弗罗姆在他们的著作中都体现了对自恋问题的变相关注。荷妮在《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中通过神经症者对关爱的病态需求机制来关照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人们对金钱、名望、成功的渴求心态，而弗罗姆在《爱的艺术》开始就谈及了“大多数人都把爱的问题看成主要是被爱的问题，而不是看成主动去爱和爱的能力的问题。”“爱的问题是一个关于对象的问题，而不是关于心身能力的问题。人们认为去爱并不困难，但要寻找一个适当的对象去爱——亦即被适当

7、的对象所爱——却困难重重。”（弗罗姆，孙依依译，1988，p.231-232）虽然被主流心理分析排斥在外，但可以说，弗罗姆的这种论述揭示的就是人们固有的自恋倾向和客体爱与自体自恋需要的关系，唯一不同的是，弗罗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采取的是一种强调人道主义伦理学的上帝式的信念救赎，而主流心理分析提供人格障碍的心理治疗学。事实上弗罗姆也曾明确地探讨过自恋，并区分了作为个体人格障碍的自恋与所谓的群体自恋（郭永玉，1999，p.188），他已经开始伴随着自恋来解读一些社会历史事件，但是，弗罗姆关注的重点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神经症与社会表现的联系，而是宏观时代

8、特性与人格结构的关系，或者说他提供的是一种连接心理与社会的社会心理学思路。正如科胡特所言，“自恋有自己的发展线，最终没有一个个体能够成为不依赖自体客体的人，因而，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