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现代性、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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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现代性、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前现代性、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一.L.　　1996年在写作《百年文心》一书的过程中，杨春时开始致力于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进行反思。传统文学史分期以五四为界，五四以前上溯到鸦片战争为近代文学史，五四以后则为现代文学史，这种分期是建立在五四以后文学具有了现代性的固有而且是假定的前提之上的。在杨春时看来，对这一前提的认识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他认为，文学史的分期主要应该从文学本身的视角加以确定。总体而言，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完成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转型，它属于世界近代文学的范围，而不属于世界现代文学的范围；所以，它只具有近代性，而不具有现代性［1］。我们暂时撇开杨春时把20世纪中国文学定性为近代是否合理这一问题不谈，应该认为，他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问题的考察本身确实是值得重视的，因为，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根本性质问题的探讨不仅可以促进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深入研究，而且它还直接关系到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 杨春时的上述观点引发了学界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问题的广泛讨论。在参与讨论的过程中，杨春时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的认识在前面个人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同时，他自己的与此相关并对其日后提出主体间性文论思想产生重要而直接影响的某些学术观点主要是以上所提到的现代性问题意识也在讨论中渐趋清晰并得以明确地提出。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杨春时学术思想的渐进性以及在这一思想进程中凸现出来的其理论的几个关键词之间的有机联系。　　这首先表现于，杨春时在深化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问题时意识到近代性一词的局限，并采用了前现代性概念来置换它。这样，所谓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问题就转换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前现代性问题。在他看来，这避免了概念混乱而抓住了问题的实质。［2］其次，在讨论过程中，杨春时发现，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的讨论表面上是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背后其实却是一个文学现代性问题，因为文学现代性是确立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依据。于是，他又从文学现代性的角度来考察中国文学史。［3］　　 在这里，问题的进一步深入自然涉及到杨春时对于现代性、文学现代性等概念的理解和界定。事实上，他以前现代性概念置换近代性一词的问题，就内在地包含着这一方面的内容，他正是在对现代性、文学现代性进行界定的前提下来确定20世纪中国文学的前现代性的。因而，我们以上分两步来进行阐述，只是为了突出问题域以及行文表述明晰的需要，而并不是说在杨春时的学术思想中前现代性、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等命题的提出存在着时间上的先后之分。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关联是，确立了现代性问题，才有所谓的前现代性问题。　　 在《试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前现代性》一文里，杨春时持论，现代概念的核心是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学概念，而现代性则是一个哲学领域的概念，它指文艺复兴以来确立的理性精神，其中包括工具理性（科学）和人文精神（对人的价值的确认）。在这种理性精神驱动下，人类文明才发生了反传统的变革，进入现代社会。在他看来，社会进入现代史，并不意味着文学获得了现代性。这其中有两个原因：其一，社会发展与文学发展不平衡、不同步，因而文学现代性的获得要落后于社会的现代化；其二，文学的现代性与社会的现代性具有完全不同的涵义，二者性质不同。传统文学观认为，文学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那么，由此可以推论，社会现代化就会使文学获得现代性。但杨春时认为，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文学并不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而是对现实的超越，它包含着对现实及现实观念（意识形态）的审美批判。文学现代性的真正获得属于20世纪西方文学，因为在那时有了现代主义文学。现代主义由于反现代性、反理性而具有了文学的现代性。批判现代化、现代性，反抗理性是文学现代性的核心，这正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任务，20世纪中国文学由于没有完成这些任务，因而它只能是前现代性的文学。看得出来，在文学性质问题上，杨春时在此不仅表现出对于自己在80年代已然形成的基本文学观念的坚执，而且一定程度上还流露出一种独断论式的本质主义思维倾向。同时，他完全无视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学发展的复杂性，而且也显然夸大了文学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问题，而没有注意到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平衡性的一面，这不能不说是对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指出的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存在着不平衡现象［4］的这一观点的严重误读。　　 当然，我们也需要注意到，杨春时着重考察现代性特别是文学现代性概念，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由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研究而引发的讨论渐次深入到关于文学现代性问题的理论层面了。正像杨春时自己所说的，关于文学现代性问题的讨论的结果是在文艺学界引入了文学现代性理论。笔者以为，不管这种理论的合理性到底如何，文学现代性理论视角的切入终究还是拓宽和深化了90年代以来学界关于文学史尤其是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文学理论现代性、美学现代性等问题的广泛探讨，其意义是确实存在的。　　二　　在杨春时的学术思想中，前现代性、现代性与文学的现代性三个概念显然是以现代性为中心的。尽管我们很清楚，由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研究而引发的文学现代性讨论是20世纪末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思想现象，学界理应给予更多的关注，但是，我们更需要对在此之中而呈现出来的杨春时的现代性学术思想进行必要的评价，而这根本上就体现为必须对杨春时关于现代性概念的理解进行学理性考察与审视。　　 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已经成为了一种世界性现象，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反思与追求的二重主调语境下而变得色彩斑斓。也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对现代性概念的理解与界定一时就难以取得更大范围内的共识。相比之下，笔者更为认同俞吾金先生的观点。受吉登斯的启发，他提出了现代性现象学的命题。按照.L.现代性现象学的阐释，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主要涉及到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主导性价值观念。相对于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而言，作为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现代性体现为以下的主导性价值：独立、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个人本位、主体意识、总体性、认同感、中心主义、崇尚理性、追求真理、征服自然等［5］。显然，这样来理解现代性概念，问题就明朗化了，也使得我们对于它的解读有了充分的学理性依据。然而，不难分辨出，这与杨春时对现代性概念的理解和运用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在笔者看来，正是这种差异直接导致杨春时在文论建构问题的思考上出现了不小的问题。首先，由于杨春时不是把现代性视为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并体现出一些主导性价值，就导致其在尽管直接谈到文学的现代性甚至是文学理论现代性命题时他也并不能从价值论视野来看待和省察具体的文学理论形态的建构方向问题，这样，1980年代的主体性文论与他自己在新世纪之初所倡导的主体间性文学理论的价值诉求问题就未能进入其理论视野之中。正因为具体的文论形态的价值诉求问题未能进入杨春时的理论视野之中，他也就无视文学主体性理论的现代性价值诉求品格，并进而造成其对文学主体性理论性质判断的失误，认为它是前现代性的理论建构或者说它属于前现代性的理论体系，而主体间性文学理论以及以主体间性理论为哲学基点确立起来的后实践美学的建设才是中国文学理论和美学现代性的道路。　　 其次，杨春时认为，文学现代性观念是唯一的，现代性也是单一的。他说：中国现代性是由西方引进的，不是土生土长的，因此，现代性只是西方文化的特产，［6］。可以看出，杨春时明确地执持单一而非多元的现代性观念，他否认中国状况下现代性问题的特殊性存在。由于不是把现代性视为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再加上这种单一的、静止的现代性问题视野，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着杨春时不能很好地看待现代性的一些主导价值在历史发展中的逐步生长性质及其在中西不同文化背景中而表现出来的不可避免的差异；尽管在个别场合中杨春时也提到了现代性的发生、发展和成熟问题，但显然没有迹象表明在他的理论阐述中这一思考是连贯性的。正因为如此，他就不仅无视文学主体性理论和主体间性文学理论的价值诉求问题，而且更不可能明确地洞察到主体间性文学理论的价值诉求相对于文学主体论而表现出来的一定程度上.L.的深化或说更富于现代意味的性质了。从而，为了确立主体间性文学理论思想的现代合理性，杨春时只能得出文学主体论是前现代性的理论建构而主体间性文学理论的建设才是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的发展道路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