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的命运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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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辩证法的命运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　　辩证法作为一个哲学术语进入汉语哲学界，仅有80多年的历史。据专家考证，“辩证法”一词是在20世纪20年代经日语翻译成汉语才开始为我们所知的[1]。但辩证法传入中国以后，它逐渐获得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地位。它不仅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方向和独立学科，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成为“哲学”的代名词，更重要的是，辩证法还渗透到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与日常语言中，成为最为普及的哲学话语。综观世界大多数国家，辩证法一般仅仅作为某个哲学家，例如柏拉图、黑格尔等思想的某一方面，或者作为某一研究领域或

2、研究方向，例如本体论、逻辑学等的一个侧面来予以探讨，更谈不上在普通民众中拥有如此广泛而深入的影响。这的确是一种颇为独特的理论现象。这一现象最为直接和根本的原因无疑是马克思哲学在现当代中国的特殊地位与重大作用。但从更深入的层次进行反思，我们认为，辩证法在现当代中国哲学与社会生活语境中的理论功能与思想内涵，始终是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这一近百年来最为重大的主题内在联系在一起的。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来透视与检讨辩证法在中国的思想轨迹与发展命运，将为阐发辩证法的理论内涵与思想效应并为理解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质与

3、道路提供一个意蕴丰富的全新视野与理论生长点。　　一、辩证法[2]：现代性论证的人文解放叙事　　如果按照人们耳熟能详的关于辩证法的知识，辩证法与现代性的建构，尤其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将是完全无关的两个话题。然而，如果我们把辩证法置于近代以来的思想脉落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它与“现代性方案”之间所具有的深层关联。　　虽然对“现代性”的理解充满歧义，但许多学者承认，所谓“现代性”，具有这样几个最为基本的特点。第一，它代表着一种面向未来的“时间意识”与“历史意识”，“现代”总是通过与“传统”、“古代”、“过去

4、”的对立关系凸显出来的，它“必然要贬低直接相关的前历史，并与之保持一段距离，以便自己为自己提供规范性基础”[3]，因此，与古代世界“倒退”的或“循环”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有着重大不同，现代精神意味着它要超越传统，是彻底“面向未来的”，重“未来”而轻“祖辈”，这是现代性的重大特征之一；二，以这种面向未来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为基础，它坚持一种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它相信，人与社会历史在总体上必然朝着完美目标的方向发展，并最终摆脱一切奴役与束缚，达至完全的自由解放的终极结局，正如伯瑞所说：“只有人们把握了

5、人类的进步的观念，才能形成或阐述关于历史之于政治家和公民的事务之意义的正确观念。这是一种彻底转化观念且具有伟大意义的构想，从而使历史得以界定自己的覆盖视阈……世界尚未充分意识到关于历史的观念的彻底转化所具有的全部意义，而这种转化的形成则归因于有关发展的学说的提出”[4]，这即是说，“进步”或“发展”具有为现代社会发展“定向”的意义，通过这种“定向”，现代性使自身获得了合法性的根据；第三，现代性把对自由解放的进步主义信念根植于“理性”，一切都必然在“理性”面前申辩自身存在的资格，理性是惟一透明和自

6、明的权威，通过理性的力量，消除一切“非理性”因素的阻碍，最终实现“理性对世界的统治”，这是现代性方案自由解放理想最为根本的保证：“现代性必须根据自己所剩下的惟一权威，即理性，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黑格尔是第一个用哲学的方式来对上述“现代性”现象自觉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哲学家。黑格尔曾言：哲学是“思想中表达的时代”。这里的“表达”，包含着双重内涵，第一，它意味着用哲学的方式来把握“现代性”，第二，它意味着哲学的重大任务在于通过哲学的方式来论证“人的解放”，并通过这种论证为“现代性

7、”重构合法性根据和规范基础。如果说中古社会人们求助于上帝来证明人们生活的意义和社会制度的正当性（神义论的证明），与之不同，在上帝已经失去了这种论证力量与权威地位的现代社会，人们所求助的只能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宏大叙事”或“元叙事”（Meta-narrative），这即是说，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意义、社会制度的正当性的论证方式不再是“神义论”式的，而已转换成“人义论”式的，而在这种“人义论”的论证中，哲学居于重要的地位。正是在此意义上，黑格尔认为，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要求在根本上就是“哲学的要求”。而这种哲

8、学，在黑格尔看来，只能是“辩证法”。　　之所以必须是“辩证法”，这基于黑格尔对现代性内在矛盾的反思和他对现代性价值理想及其实现途径的独特理解。黑格尔认为，自笛卡尔以来，现代哲学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是“主体性”及其自我意识，“主体性”原则代替了中世纪的上帝，成为了现代性的基本原则，这种“主体性”所“保障的是自明性和肯定性，由此出发，其余的一切都会受到怀疑和批判。……同时，主体性还具有一种普遍主义和个体主义的意义。任何一个人都要受到所有的人同等尊重。与此同时，他又是判断所有人各自的幸福要求的源泉和终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