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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建设视野中的城市社区治理和多民族参与周大鸣文章来源:《思想战线》2012年第5期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社区建设动员过程中,将各民族视为一体的“居民动员”逻辑,忽视了社区中各少数民族历史地和实践地形成的民族意识和组织结构特征,从而导致城市社区中民族关系的紧张。一个包括各民族在内的多元主体治理的权力格局的形成是社区自治的必然趋势和要求;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社区自治组织结构设置,是实现社区自治的制度保证;动员各民族居民共同参与,则是通过实践实现社区自治的群众基础。在多元治理主体的互动中,实现社IX资源的优化整合,才能真正推动我国城市社会建设中
2、的社区治理向社区自治方向前进,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关键字:社会建设;城市社区建设;社区治理;民族问题;多民族参与一、传统与现代:从社会管理到社会建设中的民族问题郑杭生从正向和逆向两个方面对社会建设进行过表述。从正向说,所谓社会建设,就是要在社会领域不断建立和完善各种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并相应地形成各种良性调节社会关系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从逆向说,社会建设就是根据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新表现、新特点和新趋势,不断创造和完善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新机制、新实体和新主体。通过这
3、样的新机制、新实体和新主体,更好地弥合分歧,化解矛盾,控制冲突,降低风险,增加安全,增进团结,改善民生。①严格来讲,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由于不存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自觉”与“社会自觉”,因此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建设”乃至“国家建设”的概念都是不适用的。在传统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前进过程是在一种半自觉状态下的自然“演化”,而不是一种自觉状态下的“发展”。在这种情形下,国家对社会的一体化管理和治理是不可能存在的。社会的广大领域被现实存在的力量瓜分,而国家不得不依靠它们来实现国家统治,以维持社会的基木治理。②在传统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管理呈现出具有差异
4、的治理形态,但一直存在地方社会自我管理的传统。维系和支撑国家的有两种秩序和力量,一种是县以上的官治行政秩序和力量,另一种则是县以下的乡土秩序和力量。③这种双轨社会管理机制,甚至塑造了如雷德菲尔德所提出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双层文化并行的社会结构。由于中国古代对城市的政治功能或军事作用的强调,西方意义上的城市自治并未出现,自治传统更多地在乡村地方社会得到实践。正如韦伯所言,古代屮国的“城市是没有自治的品官所在地,乡村则是没有品官的自治区”。④秦晖总结我国魏晋南北朝和唐宋吋期社会管理的情形是“国权归大族,宗族不下县,县下惟编户,户失则国危”。⑤明清
5、以来,宗族这一血缘结合组织形式在地方社会发挥了重耍的社会管理功能。虽然始于北宋的保甲制度在后世得到沿袭和发展,但这一基层社会的制度安排只有与地方社会的宗族制度相结合,才能实现地方治理的有效性。郑振满说“明屮叶以后福建的里甲户籍,不外是家族组织的代名词”。⑥在自治性较强的地方社会空间,那些保甲长是宗族或房支的领导人,起到乡村与政府中介人的作用,而不是政府的乡村代理人。韦伯曾指出,古代中国是一个乡民自治的社会。费孝通也认为,古代中国有“权不下县”的传统,因此农村社会基本上是乡绅治理。有不少学者持类似观点,如孔飞力提出的“士绅操纵”理论,孙立平提出的“
6、皇权一士绅一小农”三层结构理论等。这吋的少数民族,在中央王朝的表述中,多以“蛮夷”或“未开化”群体面貌出现,居住格局则以“平夷五方”为主要特征。各少数民族生活在自己的地理空间中,具有不同的社会发展形态和社会结构、社会管理特点,并与中央王朝共同构成“帝国一边陲”的不平衡政治经济格局,以朝贡体系和土司制度以及夹杂其间的征服战争來维持这种关系的动态稳定。虽然在唐宋元等盛世的都城屮汇集了前来朝贡和互市的各民族,但包括少数民族建立政权的元朝、清朝等在内,多数时期大多数城市中的少数民族数量较少,且民族关系以对立和冲突为主,民族矛盾有时会以阶级矛盾的形式表现出
7、来。整体而言,在传统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建设尚未出现,而城市中的民族交往与互动也并不足够频繁。随着清末民初的国家剧变和社会转型,近现代政治理念和社会管理技术在政治制度设计和实践中得到体现。士绅阶层作为封建专制主义的象征,被符号化并转变为革命主要对象,乡村社会治理结构遭到破坏,治理主体出现缺位。通过对保甲制和新县制的复制和强化,国家在乡村社会培养了一批非正式官僚,他们通过链接国家与村落而获利,成为“赢利型/掠夺型经纪人”,⑦与此同时,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和渗透口益加强,民族地区也经历了改土归流的治理变迁和保甲制度的强制推行,从而强化了中央政权对民
8、族地区的控制。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中W政治经济结构的畸形,除了沿海儿个工商城市外,中国的多数城市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城市中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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