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宁世纪末的中国形象陷入莫名的敌意与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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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纪末的中国形象：陷入莫名的敌意与恐慌二十世纪四个四分之一世纪中，西方的中国形象完成了四次极端化的转变，美好的中国形象取代了邪恶的中国形象，而紧接着新的邪恶的中国形象又将前一个时期的美好的中国形象否定。每一个时代，西方人都对他们构筑的中国形象确信不疑，而下一个时代，他们又对前一个时代的轻信追悔莫及甚至恼羞成怒。    70年代中期中国形象开始“恶化”，西方拆解美好的中国形象，多从经济政治两方面入手。饥荒证据解构了“巨大的物质进步成就”的神话，文化大革命真相的暴露又解构了“政治平等民主道德高尚质朴”的神话。从70年代末一直到80年代中，文化大革命一直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最重要

2、的主题。80年代中期中国形象曾出现过“好转”的迹象，但黑暗将退未退，光明若有若无。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确定的、压迫人的阴霾，而“资本主义的曙色”却若有若无，令人将信将疑。直到89年，中国形象再一次急剧恶化。世纪末的中国形象渐入黑暗，在大众想象中，中国首先是一个道德、政治上的邪恶帝国，然而才是一个因邪恶势力逐渐强大而变得危险的、经济强大军事上富于侵略性的东方帝国。中国威胁，不管是来自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还是来自近在邻里之间的唐人街，不管是“黄祸”、“红祸”还是“中国威胁”，都是一种无法应验的恐怖的幻象。    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从莫名的恐惧开始，到莫名的恐惧结束。    

3、    一        美国一家报社的记者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虚构了一篇中国报道。事发之后，被老板炒了鱿鱼。莱斯的《中国阴影》就从这件事说起。他认为这位记者实在冤枉，即使他老老实实去了中国采访，又能看到什么呢？什么真实可靠、新鲜独特的东西都看不到。莱斯说，在中国，你看到的永远是中国官僚们布置好让你看到的，从你进入中国的那一刻起，你就像进入了一个高效率的“骗局”，你的旅行日程被安排得紧凑严密，几个星期下来，你感到非常紧张丰富，然后就该回去了。而且一定是带着丰富美好的印象回去。于是，一批批的西方记者被请进来，热情款待、紧张旅行，饱餐了各种中国菜与中国谎言之后，又被送出来，他们

4、在中国看到同样的东西，回去又说同样的话，既无真实又无新意，这样，那些记者又何尝要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何不坐在办公室向壁虚构一番，反正都是谎言！[1]    莱斯1955年曾经访问中国，70年代又作为比利时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来到中国。尽管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活总是被隔离的，时间久了，他还是能够发现问题。西方人热情歌颂的富于乌托邦式的创造精神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空前的破坏。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而且是对文明本身的破坏。中国人目前生活在一种文化空洞中。全国只有4－5部小说，5－6部样板戏，7－8部电影，大多数博物馆图书馆都关闭了，除了批斗会，政治游行之外，没有什么集体活动

5、，除了三顿饭之外，也没有什么家庭生活，除了生理特征外，没有个性。西方人赞扬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平等的社会、高尚的人。莱斯发现，中国只有高尚的人的“标本”，没有人……[2]    《中国阴影》是一部标志性的、扭转潮流的著作。莱斯笔下的中国形象，完全是50年代邪恶中国形象的继续。似乎那个邪恶的红色中国形象从来就没有改变，只是一度从西方视野中消失了，或者被涂上一层明丽的色彩掩盖起来。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改变中国社会政治，反而将其极权特征发挥到极端。《中国阴影》又是一部改变西方的中国形象的书。该书1974年在法国出版，1977年译成英语在美国出版，同时《纽约图书评论》大段大段

6、地摘发其中的章节，对西方世界影响极大。    一本书是否畅销，往往并不决定于该书是否具有独到的发现或独创的观点，而在于该书恰入其时、恰在其地、恰对其人地问世，所谓时势造英雄。仔细阅读《中国阴影》，从书名到内容，均无多少新见。10多年前，1960年，蒂伯尔·门德（TiberMende）就用过类似的书名《中国及其阴影》，《中国阴影》中谈到的种种问题，包括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在50年代邪恶的中国形象与同时代的报道中都出现过。而他一再强调的中国官方的对西方旅行者严密的控制与精心策划的“蒙蔽与欺骗”，在西方也不是新发现。1956年美国医生A·M·丹莱普（A·M·Dunlap）出版他

7、颇有影响的《竹帘之后》[3]，就试图根据自己的在华经历揭露被红色中国政权精心掩盖的某些“残酷的事实”。罗伯特·吉兰也谈到过隔在他与中国人之间的“竹帘”，他说他在中国采访根本没有自由，一切都是中国官方安排好的。1964年瑞士记者斯塔奇在《大墙之内的国土》中沿用了丹莱普的比喻，他说中国除了那道著名的长城之外，还有层层叠叠的无数道无形的墙，将中国紧密地包裹起来，与外界彻底地隔离开来，那些无形的墙“委婉地说就是所谓的‘竹帘’，但这种‘竹帘’比铁幕更严密”。从签证、旅行社到陪同你的翻译、会见的你的官员与群众代表，所有这些手段与人，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