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与权利——权力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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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生与权利——权力冲突关键词:胎儿生命权/生育权/性别选择/人权/私生活权内容提要:出生是一个具有丰富法律意义的事件，它是解决胎儿的生命权与母亲的私生活权的冲突、配偶一方的生育权与他方的不生育权的冲突、国家的生育控制权与父母的生育权和子女性别选择权的冲突的结果。我国关于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的规定导致了对胎儿生命权的漠视，建议把胎儿作为人权的主体。中国一些省的地方立法中把离婚当作堕胎的合法理由的规定有伤人权。在生物学看来，出生是胎儿脱离母体获得独立存在的过程。胎儿娩出母体，谓之“出”，“出”之后能呼吸，体现为啼哭，谓之“生”。这一

2、过程的主体从一个变为两个的法律意义已得到充分阐述。[1]未得到充分阐述的是出生的生物学事实与权利——权力冲突的关联。在法律眼中，出生是一系列权利——权力冲突的过程，出生是胎儿的生命权在这一系列权利——权力冲突中胜出的结果。胎儿要战胜如此多的冲突的权利——权力获得出生的机会，证明出生对于他或她是“惊险的一跃”。因此，出生不是一个“自然”，而是一个严格处于法律干预下的“人文”。以下力图完全说明出生过程涉及的种种权利——权力冲突。由于本文涉及的一些问题尚不见于我国，对于这些问题，笔者将援引许多外国案例说明之。一、胎儿的生命权与母亲

3、的私生活权的冲突（一）胎儿的生命权和母亲的私生活权释义胎儿有生命权？《民法通则》第9条规定：自然人的权利能力从出生时开始。权利能力是权利的基础，胎儿尚未出生，所以无权利能力，没有权利能力，自然无生命权。但这样的推理与我国《继承法》不符，该法第28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法定继承办理。此条承认了胎儿的以活着出生为条件的继承权，暴露出《民法通则》第9条权利能力起点设置的不当。由此出发，我国理论界有一个承认胎儿的生命权的趋势。[2]非独此也，在国外，例如意大利，有学者呼吁“从权利能力到

4、人”，即抛弃权利能力制度，建立人的制度，参照《阿根廷民法典》的规定，把胎儿叫做“有待出生的人”，与“具体存在的人”对立。[3]所以，我们不该为谈论胎儿的生命权而惊异。在国外多数国家，由于没有计划生育的国策及其强力推行，承认胎儿生命权的空间更大。这点将从后文的有关论述看出。尽管天主教伦理把生命看作从受孕开始，相反的学说却是把怀孕看作一个把有机体转化为生命体的持续9个月的过程，按照后说，生命并非始自受孕，而是始自受孕后的一定时间。“一定时间”如何确定，既有妊娠学方面的考虑，也有自由论方面的考虑：把生命的开始时间定得越晚，无论是母

5、亲还是科学家，都享有更多的处置胎儿的自由。基于前种考虑，organMemorialHosp.v.Anderson，201A.2d537（D.C.1964）一案中，为保全胎儿的生命，不顾孕妇基于宗教原因的反对，命令她接受输血；后者例如在InreJeffersonv.GriffinSpaldingCty.Hosp.，274S.E.2d457（Ga.1981）一案中，全体法官一致确认：在医生证明阴道分娩有50%可能性造成母亲死亡并有99%可能性造成胎儿死亡。相反，通过外科手术两者均有几乎100%的存活可能性时，法院可裁决实施强制剖

6、腹产手术。又如，在JamaicaHospital，491N.Y.S.2d898（Sup.Ct.1985）一案中，以及在InreMadyun，114DailyorganMemorialHosp.v.Anderson,201A.2d537（D.C.1964）一案中，有为保全胎儿的生命不顾孕妇的意愿为其输血的事情。但这样的强行输血可能导致被输血人起诉输血人，在这方面已在多国发生多起判例。[16]又如，我国台湾的“安宁和缓医疗条例”第3条把心肺复苏术当作病人可以生预嘱排除的延长生命治疗措施。这些妇女处分自己生命的决定不应理解为也是处

7、分她们腹中的胎儿的生命的决定，故美国有33个州的立法阻止从处于植物状态的孕妇去除生命维持医疗系统，而不顾该孕妇自己先前在其生预嘱中表达的意愿或她指定的代理决策人的建议。它们被称为怀孕条款，实际上是对妇女的生预嘱设定的法定的解除条件。它们的行文如“如果我被诊断为怀孕并且我的医生知道诊断结果，在我怀孕期间这一指示不生效力或不起作用”（这是加利福尼亚州的怀孕条款），由此，在妇女怀孕期间其生预嘱或健康护理指示不生效力，通过中止她们先前作出的终止医疗的指示，这些法律违反孕妇的明示意愿许可延长其生命。[17]而且，1989年的《统一绝症

8、病人权利法》还规定：“只要持续使用生命维持治疗胎儿就可发育到活着出生的程度，主治医生必不得根据个人的声明撤销或解除生命维持治疗。”这样，不但许多州法，而且全美的示范法都否认了处于植物状态的孕妇享有基于私生活权的身体自主权，而“征用”了她们的身体，把它们当作可以为国家孵化胎儿的机器。事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