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的性质与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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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典》的性质与得失《通典》问世迄今已经1190年，人们对它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认识很不一致。在当时，“颇详旨趣，而为之序”的李翰就为其“知之者甚稀”而“长太息”。两宋的数百年间，大都“习焉不察”，皆“以类书目之”[①]。陈振孙虽然认为“非类书”，却又以其“载古今制度沿革”而视之为“典故”[②]。至明，始谓“政书”。近代以来，称之典制史，为当今多数学者沿用。其实，称其为制度史也是“习焉不察”。《通典》分九门，兵、边防两门根本不记“古今制度沿革”。尤其“边防”一门，所记周边政权，相当于纪传史中的“四夷传”、“外国传”。这表明，《通典》一书的性质并未被真正揭示出来。近几年，对于《通典

2、》的研究中，曾有高度肯定其为“那个时代历史家对客观历史之认识所达到的最高成就”的评价，触及到该书的性质问题。遗憾的是，却没有更加明确和深入的论证。本文特地提出这一问题，与同仁讨论。一杜佑的纂修旨趣和《通典》的逻辑结构充分表明，这部书绝不仅仅是一部制度史。首先应当指出的是，杜佑纂修《通典》的目的是从“体要”出发“探政理”，并非为了考察“古今制度沿革”。“安史之乱”后，唐政权由盛转衰，经济、政治、军事、边疆乃至民风民情等各个方面，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因此，出现了“言理道者众”的情形。所谓“理道”，即治道，指统治之道，施政之道。道学的先驱们强调用伦理纲常的传统说教进行教化，以挽救社会危

3、机。杜佑则相反，认为儒家经典、伦理说教多是“空言”而“罕存法制”，历代众贤的著论只列举“紊失之弊”而缺“匡拯之方”[③]。用这些“空言”说教“振民风”，是收不到救弊的社会效果的。他提出，真正的施政之道应当从已经存在了上千年的“礼法刑政”中去寻找。《进<理道要诀>表》清楚地表述了这一思想：窃思理道，不录空言。由是累纪修纂《通典》，包罗数千年事，探讨礼法刑政，遂成二百卷。显然，考察上千年“礼法刑政”的沿革，只是杜佑探寻“理道”的手段，并非其纂修《通典》的目的。把握住这一点，研究《通典》才不会本末倒置，先认定其为制度史，再按制度史的框子去指责其分门的“破例”等等了。怎么样通

4、过考察“礼法刑政”沿革，探得“理道”呢？当时，在儒家经典、众贤著论的“空言”之外，讲求“理道”最有成效的便是以史为鉴了。唐初，魏征以前代亡国之君为戒，规谏唐太宗，使其“善始慎终”，以求“致治”，既有以《隋书》为代表的五代史问世，又有“贞观之治”的出现，史学的鉴戒功用得到充分发挥。然而，时至中唐，形势巨变。杜佑要探寻“理道”，就不能再像唐初那样，仅仅围绕帝王个人的作为进行劝戒了，时势要求他必须在更高层次上认识和解决问题。《通典》成书后二年，即德宗贞元十九年（803），杜佑又将其摘录成《理道要诀》一书。在自序中，他明确表达了自己与以往探寻“理道”者的重大区别：隋李文博《理道集》多主规

5、鉴而略于体要，臣颇探政理，窃究始终。[④]李文博《理道集》原名《治道集》，后因避唐高宗李治名讳而改，两《唐书》都著录在子部法家类。该书今已不存，但《隋书》卷五八记李文博“商略古今，治政得失，如指诸掌”，“性长议论”，“著《治道集》十卷，大行于世”。《治道集》商略治政得失，以议论、规谏为主，是可以想见的。杜佑探寻“理道”不在“规谏”而在“体要”，即从“体要”出发去“探政理”，正是其高明之处。第一，这里的“体要”二字，与《尚书·毕命》中“政贵有恒，辞尚体要”，荀悦“通达体要，以述《汉纪》”中的“体要”二字的内涵不雷同，是指“治政得失”的关键在体制，而体制又是寓于社会结构之中的。第二，

6、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颇探政理，窃究始终”8个字。它表明杜佑要从考察“体要”的“始末”中深入地探寻施政的道理，找出带规律性的东西。这与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不同的是，司马迁是在社会制度大变革之后提出问题的，认识“变”要容易些。而杜佑是在同一制度自身正在起变化时提出问题的，相对而言，对于“变”较难发现，可他恰恰把着眼点放在了为政的关键――体制变化上，并从这里入手“探政理”，因而极大地推进了司马迁的业绩。综合起来就是：不以帝王个人作为的一得一失为规谏对象，而要从“治政得失”的关键――体制的古今变化中探寻带规律性的施政之道，把“探政理”同反映体制的社

7、会结构的变革紧紧联系在一起。《通典》的这一旨趣，把古代的史学功用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史学的鉴戒功用虽然触及到掌握“理道”的决策首脑人物，但毕竟是以一帝一王的个人作为为对象，并未真正抓住“探理道”的关键。杜佑从反映体制的社会结构沿革演变中“探政理”，显然比只看帝王个人作为要深刻得多！史学的鉴戒功用大都表现在新政权建立之初，为实现“长治久安”而引前代亡国为戒。杜佑则是在唐政权由盛转衰之际，从现存体制中寻求施政救弊之道。因此，为《通典》作序的李翰认为，其“警学者之群迷”处，正是“以为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