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江南赋》作年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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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哀江南赋》作年考辨《哀江南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之一。关于其著作年代，可谓众说纷纭，迄今无定论。陈寅恪先生在《读〈哀江南赋〉》中提出为578年（《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鲁同群先生认为是557年（《庾信入北仕历及其主要作品的写作年代》，《文史》第19辑），王仲镛先生认为当作于天和年间（566—572）（《〈哀江南赋〉著作年代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4辑），牛贵琥先生则进一步提出是568年（《庾信入北的实际情况及与作品的关系》，《文学遗产》2001年第3期）。诸说分

2、歧主要在于对《哀江南赋》中几个能够判断著作时间的关键词句的理解上，特别是“天道周星，物极不反”和“幕府大将军之爱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两句。对其含义，诸家或沿用倪注，或依据史实加以推测，但均没有作深入的探讨。故本文着重对其进行辨正，并借此来判断《哀江南赋》的作年。“天道周星，物极不反”是《哀江南赋》序中的句子。其中“周星”作何解，是考证《哀江南赋》作年的重要依据之一。倪璠注曰:《左氏传》曰:十二年，是谓一终，一星终也。杜注:岁星十二岁而一周天。《正义》曰:直言一星终，知是岁星者……故知是岁星。岁星，天之贵

3、神，所在必昌。……是周星之时，物极必反也。梁元帝江陵败后，竟不能复，故下云但有身世王室之悲也。陈文、王文和牛文均据此以为“周星”是指“十二年”，并在此基础上推出《哀江南赋》当作于566年后。鲁同群先生虽提出该赋作于557年，但他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事实上，“周星”并不是仅有“十二年”一个含义。庾信的父亲庾肩吾《咏同泰寺浮图》诗中有这样两句:“周星疑更落，汉梦似今通。”其中“周星”若释为“十二年”，诗意明显不通。诗中“周”与“汉”相对，是指夏商周之周。按照中国古代五行的说法，周代是木命。《汉书·律历志》载

4、:“水生木，故为木德。天下号曰‘周室’。”则“周星”当是指“岁星（木星）”。岁星为“天之贵神，所在必昌”，其盈缩和国运是有关系的。《汉书·天文志》载:“岁星所在，国不可伐”，“所去，失地;所之，得地”，“当居不居，国亡;所之，国昌”。因此，“岁星”还含有代指“周朝运祚”之意。从诗意上看，这种解释是合理的。用这种含义来解释庾信作品中的“周星”，我们会发现，它较之“十二年”更为合理、贴切。从文意上看，将“周星”释为“岁星”是可通的。而且北周是依周制建国，它也是木命。《周书·孝闵帝纪》云:“周室受命，以木承水。”

5、同书《明帝纪》云:“自火行至今，木德应其运矣。”因此，“周星”也可以代指“北周运祚”。“天道周星”当是庾信在北周出现岁星的情况下，对其预示出的北周国运昌盛发出的感叹。其下句“物极不反”也是指北周国运不衰，而不是指梁朝的灭亡。庾信很可能是从其父亲诗中引用了这一词语。从二人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旁证。试比较:天河来映水，织女欲攀舟。汉使俱为客，星槎共逐流。（庾肩吾《奉使江州舟中七夕》）牵牛遥映水，织女正登车。星桥通汉使，机石逐仙槎。（庾信《七夕》）桂长欲侵轮。（庾肩吾《和徐主簿望月》）桂满独轮斜。（庾信《望月

6、》）夜剑动星芒。（庾肩吾《被使从渡江》）剑室动金神，星芒一丈焰。（庾信《奉报寄洛州》）由此可见，父子二人作品之间的传承关系是很明显的。因此，庾信赋序中的“周星”当解作“岁星”，又代指“北周运祚”。如此，则用“天道周星”是指“十二年”来断定《哀江南赋》作于566年后是不妥的。考证《哀江南赋》作年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是对“幕府大将军之爱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的理解。对此，各家诸说有同有异。对于“丞相平津侯”，诸说多以为指的是宇文护，这是可信的。庾信入北后共有三人作过丞相，他们是西魏时的宇文泰和大象二年（580）五

7、月后的杨坚和王赞。《周书·晋荡公护传》载:“自太祖为丞相，立左右十二军，总属相府。太祖崩后，皆受护处分。”则宇文护之职也相当于丞相。宇文泰不可能是庾信所称的“丞相平津侯”，原因有三:其一，《哀江南赋》中自“况复零落将尽”以后，当是描写庾信作赋时的状况。由赋中“有妫之后，将育于姜。输我神器，居为让王”数句可知，此赋当作于周闵帝元年（557）十月梁敬帝让位，陈霸先称帝后。赋中又有“日穷于纪，岁将复始”，可知此赋作于十二月。因此，此赋作于该年十二后。而宇文泰死于太平元年（556）十月。其二，宇文泰“崇尚儒术……性

8、好朴素，不尚虚饰”（《周书·文帝纪》），而庾信诗文“绮艳”（《北史·庾信传》），注重辞藻。二人缺乏沟通的基础。其三，据鲁文，庾信入北后“三年囚于别馆”当是事实。而宇文泰应是这件事情的制造者。王赞和杨坚也不可能是庾信赋中的“丞相”，因为他们担任丞相时，庾信已经将作品结集，且庾信和他们无交往记载。因此，“丞相平津侯”只能是指宇文护。宇文护和庾信的交往也确非一般。庾信在561年曾代宇文护作《为晋阳公进玉律秤尺斗升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