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两种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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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两种读法【内容提要】本文认为，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观点具有双重涵义。其一，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重写文学史”的命题，因为他通过批判五四文学的霸权，确立了“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现代性”的文学史价值，在启蒙文学史和左翼文学史之外，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提供了另一种书写方式；其二，将其理解为一个“知识考古学”意义上的解构命题，该命题的意义不在于挑战有关中国现代性的五四起源论，而在于挑战“起源论”本身。本文对“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两个层面意义的解读，目的不仅在于揭示该命题所包含的内在矛盾，更在于凸显我们自身的问题意识。在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

2、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之后，还很少有一个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命题像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①这样被反复谈论。这当然与中国大陆这一特定的知识语境有关。20世纪中国的主流文学史观，无论是诞生于“五四时期”启蒙主义的文学史观，还是30年代后逐渐兴起的“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抑或是80年代以“现代化”为基本诉求的“新时期”文学史观，都是“从五四谈起”。其中尤以“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影响最为深远。在1940年发表的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分水岭。“五四运动”前最初八十年的特征是“旧民主主义”，而“五四运动”后二十年的特征则

3、是“新民主主义”。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五四”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与之对应，“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②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统领了50年代以后的中国新（现代）文学史写作。人们对新文学的性质形成了共识：中国的新文学从“五四”开始，其基本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其领导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亦即马克思列宁主义。80年代以后，现代文学史的写作进入到一个被表述为回归五四精神的“新时期”，革命史观重新被启

4、蒙史观取代，中国现代史被定义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不再强调“五四”文学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而是强调“五四”使我们发现了“个人”这块现代的基石。五四不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而是中国“现代”的开端。通过这样的叙述，“五四”起源的合法性再一次被强化了。在现代性的文艺论争中，许多看起来处于激烈对立状态的立场，譬如“左”与“右”的立场其实常常在分享一些共同的理论预设。虽然启蒙史观和左翼史观对现代史的性质有着截然不同的认定，但在将“五四”视为中国现代史的起点、作为“传统”与“现代”断裂的标志这一点上却几乎不存异议。这是因为无论是启蒙史观还是革命史观都是在“传统”与“现代”二元分立的框

5、架中建构自己的主体性的。既然“五四”是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分界线——其实也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分界线，那么，在分界线之外的晚清文学当然属于“古代”与“传统”。在这一视阈中，晚清文学不过是古代文学的一个尾巴，至多称为“近代”，虽然在晚清思想、文化和文学中已经萌发了新的因子，但它们只不过是为“真正的现代”的出现所做的准备。它们是现代史的“前史”，在性质上，仍然属于“古代”。因此，在大学中文系的学科体制中，“近代文学”不是“现代文学”的一部分，而是属于“古代文学”教研室。在这种被制度化的学科分类的规约下，大陆学者普遍习惯于在学科之内讨论晚清文学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王德威对“晚清现代

6、性”的强调对我们习惯的文学史秩序带来了冲击。王德威认为：“中国作家将文学现代化的努力，未尝较西方为迟。这股跃跃欲试的冲动不始自五四，而发端于晚清。”③通过对四种主要的晚清小说——狭邪小说、公案侠义小说、谴责小说、科幻小说的分析，王德威指出以晚清小说为代表的晚清文学“其实已预告了20世纪中国‘正宗’现代文学的四个方向：对欲望、正义、价值、知识范畴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对如何叙述欲望、正义、价值、知识的形式性琢磨”④。也就是说，无论是就内容而言还是就形式而言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性并非出自于“五四”，更不是来源于五四新文学对晚清文学的克服，晚清小说众声喧哗，多音复义，不但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充满种种试验

7、冲动，与丰沛的创造力，而且在文学生产的诸方面均显透出现代性的多重可能。遗憾的是，在五四开始的新文学建构中，晚清文学的现代性被压抑了，晚清文学被建构成“新文学”的他者，“五四菁英的文学口味其实远较晚清为窄。他们延续了‘新小说’的感时忧国，却摈除，或压抑其他已然成型的实验。”“五四以来的作者或许暗受这些作品的启发，却终要挟洋自重。他（她）们视狭邪小说为欲望的污染、侠义公案小说为正义的堕落、谴责小说为价值的浪费、科幻小说为知识的扭曲。从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