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左传中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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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论左传中的预言：《左传》是继《春秋》之后又一部伟大的编年体史书。它在具备史书性质的同时，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巨著，具有强烈的文学性。此书中大量预言的运用是其自身实现文学性的重要手段。本文主要以《左传》中的预言为研究对象，分析预言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预言的类型、预言对后世小说创作的重大影响。进而，以一种辩证、公允的态度看待其中大量的预言现象。　　关键词：《左传》；预言；文化背景；类型；影响　　：I207：Ａ：1005-5312（2011）29-0006-02　　　　《左传》作为中国历史上一部伟大的编年体史书，在阅读中，我们不难发现，这

2、部历史著作，涉及、运用了大量的预言，这些预言给读者留有深刻印象。所谓预言，是人类凭借自身的经验与已有的认知能力，对将要出现的现象和将要发生的事件做出合理的预计、判断，是基于一定认识能力上的思维活动。要正确看待《左传》中的预言现象，首先要明确预言出现的社会文化背景。　　一、《左传》预言的文化背景　　翻阅《左传》，不难发现，预言的数量之多，范围之广，作用之大，甚至可以堪称中国史书之最。这些预言充满了敬畏天神的意识，为我们描绘了春秋时代纷繁复杂的信仰世界。卜兆、卦象、星位、梦境等对于人们来说，不但是把握未来的途径，也是沟通天人的方式。这是

3、一种充满神秘和联想的特殊思维方式，直接影响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　　预言是神秘思维的产物，它与原始宗教密切相关。夏商以来的上古文化是一种巫祝文化，到了春秋时代，原始宗教并没有消退，人们仍然相信灵异，敬畏天道。春秋时期的文化则是对上古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传统的巫祝文化继续流行，并逐步发展到一个更高级的阶段，方术逐渐取代了巫术，成了神秘主义文化的主流，预测术也迎来了一个急剧发展时期。除了与原始宗教紧密相连的龟卜、筮占、梦占、鬼神等预言之外，又出现了星占、望气、择日术、相术等新的预测门类，预测手段更加丰富。巫祝文化在春秋时代的继承蔓延和发展繁

4、荣，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春秋时代人们的认识水平和思维习惯，这也就直接影响到《左传》写作中大量预言的出现。　　但我们也应注意到，《左传》中的预言并不全是神秘的想象，还有许多来自清醒的判断和冷静的推理。这对自我推论的肯定，充满了人文主义色彩。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了解，春秋时代不仅是一个巫祝盛行的时代，也是一个人文高涨的时代。伴随着人文理性的逐步兴起，人们对历史、对社会有了规律性的认识，判断能力也逐步增强。这时的预言也不再只是鬼神的专利，人们完全可以根据既有的经验或某些规律性知识，对未来作出正确的预测。巫祝文化的继承发展和人文理性的兴起高涨

5、，这两种看似悖论的现象共同建构着春秋时代的思想文化。这两种思想文化交错发展，实质上是为预言在春秋时代的大量出现和运用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二、《左传》中预言类型　　巫祝文化与人文理性对春秋时代思想文化的构建，使得《左传》中大量预言可以按照这两种不同的思想文化，划分为“神意类预言”和“人事类预言”两大类。　　（一）神意类预言　　在《左传》中，所谓神意类预言，《隐公元年》中第一条叙事便是预言:“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清人编撰的《古今图书集成》在“谣谶”目下将此列为第一条收载。隐公元年

6、这条预言，正是依据文字符号而来。这些与生俱来的文字符号就是神意，预示其人将来的归宿或作为，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这种所谓的“神意预言”，可能是后人因果寻因的附会之作，但其作为春秋时代的一种文化现象，对汉代图谶的产生也有直接影响。　　此外，与梦占有关的预言也归为神意预言。如《成公二年》，韩厥梦见先父：韩厥梦子舆谓己曰：“旦辟左右！”故中御而从齐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射其左，越于车下。射其右，毙于车中。此叙事就是利用梦境中的预言，顺利地帮助自己躲避了灾难。　　当然，神意类预言除了文字符号的谶语

7、，梦境，天象之外，还有自然变异，望气种种。这类通过天意神示作出的预言，依据的是与人事无关的以上诸类，其自身都附着了浓厚的神秘意味。这些预言，大多被后来研究者看做是以果觅因的附会之辞，但在某种层面上此类预言却可看成是我国传统神秘文化的开端。　　（二）人事类预言　　受春秋时期人文理性思想的兴起与高涨，人事类预言在《左传》的大量预言叙事中，所占的比重较大。这类预言是通过考察是否崇尚德信礼义以及政治得失、历史形势、日常行为等方面来全面预测各种战事和人事。　　春秋时代，虽然周王朝日益衰落，礼坏乐崩。另一方面，又保持着对道德礼义的尊崇。所谓“礼

8、坏乐崩”主要是就狭义的典礼仪式而言，而《左传》中所推崇的礼即国家政治的礼、人们行为规范的礼。德信礼义与国家、政治关系密切，对这些道德原则的遵从与否会直接影响到个人乃至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些预言叙事中，在反映伦理道德观的同时，德信礼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