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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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内容：本文将我国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并针对我国各个省份使用1978-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在提出三个假说的基础上，首先探究各个省份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进行结构性检验，分析经济转型的快慢是否会影响经济增长的快慢；其次探究东中西三个地区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检验是否存在系统的地理差距，并进行结构性检验；最后通过比较得出结论，以期对今后的相关研究有所助益。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转型结构检验　　引言　　经济增长理论是当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其主要理论包括：新古典增长理论、AK类型和RD类型，后两者是在对新古典增长模型重新思考的基础上，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探讨了长期增长的可能前景。几乎与内生增长理论同时代诞生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致力于研究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理解经济增长，认为提供适当个人激励的有效产权制度体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North，1993），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研究市场经济和市场化的文献很多，但是定量测度市场化进程的研究却并不多，本文采用了市场化测度指数，选用了1978-2012年各省的时间序列数据，这可更好的评价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程度，更具有说服力，同时本文以人均GDP的增长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测度了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在研究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关系研究方法方面，国内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主要运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经济增长核算，揭示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另一类是进行收敛分析。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存在着明显的阶段性和区域性，按东中西部划分存在显著的收敛俱乐部特征，东中西部地区间的差异日趋扩大。这些研究从不同的侧面描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各地区的制度变迁在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但在如何描述制度变迁的差异，以及不同的制度差异如何作用于经济增长等问题上存在较大争议。本文在此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各省区数据分成三个阶段，第一时期为1978-1989年，第二个时期为1990-1999年，第三个时期为2000年至今，纵向的比较了随时间趋势变动，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按区域划分，将各省区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横向的比较了地区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得出相关结论。　　理论假说　　本文将把数据分成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1978-1989年，第二个时期为1990-1999年，第三个时期为2000年至今，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1：假设我国各省区目前的经济增长取决于各省区目前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程度。　　假说2：各省区不同时期的增长速度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同的衡量指标在不同时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别。 　　假说3：各省区目前的经济增长与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本文把全国分成东中西三部分，东中西三个地区的增长速度存在明显的差异。　　假说4：东中西三个地区在不同时期的增长速度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同的衡量指标在不同时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别。　　模型设定与说明　　（一）指标设定　　经济增长指标的设定，本文将以人均GDP（agdp）作为经济增长衡量指标。　　经济转型的指标设定及其量化标准，具体包括：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水平（NL）：本文用工业总产值（或增加值）中非国有工业的总产值（或增加值）来表示。公式如下：NL：非国有工业的总产值（或增加值）/工业总产值（或增加值）。　　市场化程度（ML）：我们选取投资的市场化指数来表示，即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国有固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来表示，公式如下：ML=1-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　　对外开放程度（GL）：反映经济外向型的程度，本文采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表示，公式如下：OL=进出口总额/GDP。　　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GL）：我们以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表示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的变化程度。　　二、三产业占的占GDP的比重（stgdp）。　　（二）数据　　其中1978-1998年的数据来自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99-2012年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个省市的统计年鉴。　　（三）计量方法 　　回归模型说明：　　实证结果　　（一）各省区之间分析　　1.各省区模型选择：　　各省区随机效应模型：　　各省区固定效应模型：　　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Hausman检验：　　Hausman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我们采取固定效应模型。　　固定效应回归的结果中，NL的系数为3.22，说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速度提高3.22%。GL的系数为-1.58，说明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与经济增长速度负相关。OL的系数为8.53e-06，对外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的相关性较小。stgdp的系数为8.12，说明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与经济增长速度高度相关。　　上面的结果充分的验证了假说1：我国各省区目前的经济增长取决于各省区目前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程度。　　2.各省系数结构差异性检验：　　为了检验各个变量对经济增长速度在不同时间段是否有差异性，本文创设了2个虚拟变量：dum1和dum2。其中dum1取值为1，当t=1978-1989；取值为0，当t取其他值。其中dum2取值为1，当t=1990-1999；取值为0，当t取其他值。因此基期为第三时期：2000年至今。个体分析如下：　　第一，NL的系数的结构差异性检验。加入虚拟变量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项（见表1），NLdum1的系数-2.97， p值接近于0，是显著的，说明第一时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均GDP增长速度的相关关系小于第三期，第一时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速度比第三时期低2.98%。而NLdum2的系数-1.24，p值为0，是显著的，说明第二时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均GDP增长速度的相关关系等于第三期，第二时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速度比第三时期低1.25%。　　第二，OL的系数的结构差异性检验。加入虚拟变量与对外开放程度的交互项（见表2），OLdum1的系数为负，p值接近为0，是显著的，说明第一时期对外开放程度与人均GDP增长速度的相关关系小于第三期。而OLdum2的系数为负，p值为0，是显著的，说明第二时期对外开放程度与人均GDP增长速度的相关关系小于第三期。　　第三，GL的系数的结构差异性检验。加入虚拟变量与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的交互项（见表3），GLdum1的系数为-5.93，p值为0.000，是显著的，说明第一时期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与人均GDP增长速度的相关关系小于第三期。而GLdum2的系数为-3.00，p值为0，是显著的，说明第二时期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与人均GDP增长速度的相关关系小于第三期。　　第四，stgdp的系数的结构差异性检验。加入虚拟变量与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的交互项（见表4），stgdpdum1的系数为-2.13，p值接近为0，是显著的，说明第一时期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与人均GDP增长速度的相关关系小于第三期。stgdpdum2的系数为-0.97，p值为0，是显著的，说明第二时期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与人均GDP增长速度的相关关系小于第三期。 　　以上结果表明在经济转型初期，经济初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由于人们的适应性预期的存在以及对非公有制经济以及市场经济处于探索阶段，并不适应非公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也不熟悉非公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管理方式；同时因为在80年代末呈现出一定的重化工业倾向，出现需求推动型通货膨胀，中央进行了调控以扭转这种局面，解决了一定的供需矛盾，但转型进程就相对慢下来；再一个就是在第一时期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各项指标的边际影响都较小。因此第一时期各项经济指标对人均GDP的增速影响小于以后2期。　　因此我们验证了假说2：各省区不同时期的增长速度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同的衡量指标在不同时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别的正确性。具体来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项反映改革程度的指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大，说明随着经济整体自由化的深入，各项指标的边际作用越来越大。　　（二）东中西三个地区分析　　1.三个地区模型选择：　　三个地区固定效应模型：　　三个地区随机效应模型：　　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Hausman检验：　　Hausman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我们采取固定效应模型。　　固定效应回归的结果中，NL的系数为3.12，说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速度提高3.12%。GL的系数为-10.42，说明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与经济增长速度负相关。OL的系数为0.0005，对外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的相关性较小。stgdp的系数为7.26，说明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与经济增长速度高度相关。 　　上面的结果充分的验证了假说3：各省区目前的经济增长与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本文把全国分成东中西三部分，东中西三个地区的增长速度存在明显的差异。　　2.各地区系数结构差异性检验：　　为了检验各个变量对经济增长速度在不同时间段是否有差异性，我们创设了2个虚拟变量：dum1和dum2。其中dum1取值为1，当t=1978-1989；取值为0，当t取其他值。其中dum2取值为1，当t=1990-1999；取值为0，当t取其他值。因此基期为第三时期：2000年至今。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NL的系数的结构差异性检验。加入虚拟变量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项（见表5），NLdum1的系数为-3.93，p值接近于0，是显著的，说明第一时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均GDP增长速度的相关关系小于第三期，第一时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速度比第三时期低3.93%。而NLdum2的系数　　-1.99，其前面的系数的t值较大，p值0，是显著的，说明第二时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均GDP增长速度的相关关系等于第三期，第二时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速度比第三时期低1.99%。　　第二，OL的系数的结构差异性检验。加入虚拟变量与对外开放程度的交互项（见表6），OLdum1的系数为负，p值接近为0，是显著的，说明第一时期对外开放程度与人均GDP增长速度的相关关系小于第三期。而OLdum2的系数为负，p值为0.000，是显著的，说明第二时期对外开放程度与人均GDP增长速度的相关关系小于第三期。 　　第三，GL的系数的结构差异性检验。加入虚拟变量与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的交互项（见表7），GLdum1的系数为-12.5802，p值为0，是显著的，说明第一时期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与人均GDP增长速度的相关关系小于第三期。而GLdum2的系数为-9.48，p值为0.000，是显著的，说明第二时期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与人均GDP增长速度的相关关系小于第三期。　　第四，stgdp的系数的结构差异性检验。加入虚拟变量与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的交互项（见表8），stgdpdum1的系数为-2.13，p值接近为0，是显著的，说明第一时期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与人均GDP增长速度的相关关系小于第三期。stgdpdum2的系数为-.97，p值为0，是显著的，说明第二时期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与人均GDP增长速度的相关关系小于第三期。　　我们验证了假说4：东中西三个地区不同时期的增长速度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同的衡量指标在不同时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别。　　结论　　本文把数据分成三个时期，对各省区和东中西三个地区分别使用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并且通过经济结构性检验，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我国各省区目前的经济增长取决于各省区目前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程度。　　第二，各省区不同时期的增长速度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同的衡量指标在不同时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别。 　　第三，各省区目前的经济增长与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我们把全国分成东中西三部分，东中西三个地区的增长速度存在明显的差异。　　第四，东中西三个地区不同时期的增长速度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同的衡量指标在不同时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别。　　我国东中西三个地区由于经济转型的路径的不一致，导致了经济增长的快慢不同，从而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